“两型社会”试验区要率先进行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试验

《瞭望》：在您的谈话中，我们感到，不单循环经济的推进，而且“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些事情，需要宏观规划的支撑和大布局上的考量，这是不是会触及原有的管理体制？

杨松：这正是我要谈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过去的规划层面、布局层面，需要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两型社会”的客观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比如，武汉要在周边布局六个新城，实现中心城市人口的减载，承接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和其他区域人口，我们要求按生态宜居的目标来打造这些新城。这就肯定需要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整。现在武汉的发展确实需要土地资源，这可能冲击原有的基本农田。我们希望在不减少国家基本农田总量的前提下，通过在全市范围内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全面调整，把可开垦地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起来，实现土地利用更合理的布局。比如，我们要在汉南进行一项试验，那里现有106个村，准备集并成16个村，至少可以节约出2万亩土地，通过置换，村落集并腾出来的地变成基本农田，节约出来的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发展。这就要在大空间内做大调整，这肯定就需要国家的大政策。如果按照现实的行政法规，就可能走不通。过去土地的浪费，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利用规划不合理造成的。当然，调整起来难度很大。我们希望的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调整，基本农田一亩不减少，并通过区块调整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集约。

一个城市的空间布局、产业布局如何划分、摆布，包括基础设施布局、交通布局、城乡一体化过程的实施等，都是涉及“两型社会”建设的大课题，也都要求体现在宏观规划上，由此肯定会引发一些管理体制和制度上的变革。比如，武汉市区周围的新农村建设，就要考虑一步进入城市化，建成城市化的社区，在农民同意的前提下，新居建成电梯公寓，所有设施全部配套，直接变成城市社区，不要若干年后再搞二次搬迁。汉阳区已开始做了，农民新居是二十多层的电梯公寓，农民接受程度非常高，因为同步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这些新居和设施，是我们城市和产业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其中都设计了商业和生产用房，把股权折给农民，整体打包出租，农民就有了固定的财产性收入。过去是拆不动，现在有了这种方法，好多村庄农民主动要求实行这种模式。几个问题一串起来，可以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层面。另外，集体用地的开发在规划开发范围内，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作为集体资产实行“招拍挂”用于招商引资使用？我们的黄陂区有一个村就将集体用地“招拍挂”，准备建成世界最大的表芯厂，把集体用地的收益权分割给村民，村民本身就是股东，非常关心项目的进展。把土地收益权股份化给村民，村民自然进入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这也涉及体制改革问题。

《瞭望》：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干部群众说，您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思想解放对武汉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不是对推进搞好“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紧迫性？

杨松：改革开放之初，武汉的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城市的第四位，与广州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现在武汉的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已不到广州的一半。武汉与国内先进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相比之下，我们还缺乏立足世界的眼光，缺乏争创一流的胆识，缺乏开拓创新的魄力，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

“两型社会”综改试验，武汉拿到的是先行先试权，不能期待中央给很多优惠政策、资金和项目。某种意义上讲，先行先试权就是能突破现有政策框架的权限，这比给资金、上项目、分指标的特殊优惠政策更重要、更管用。只有结合中央的授权与自己的敢闯敢试，以创新促创造，以开拓促开发，才能走出“两型社会”建设的新路。

《瞭望》：刚才您谈到的问题，说明“两型社会”建设过程实际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的过程，没有构建“两型社会”的体制机制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那么，您认为有哪些问题须突破？

杨松：突破的重点是影响“两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武汉要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首先是行政体制要改革，否则，“两型社会”很难推进。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武汉市青山区的例子，一些大企业和行业内部本来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但真正要实现主动的、良性的、有效的循环，必须突破现有财税政策的一些障碍。“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鼓励企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的体制和政策。

其次，从布局的宏观制度层面进行创新。“两型社会”概念很大，它包括人的生产和生活。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来湖北曾视察过武汉青山的一个节能环保的示范小区。前一段我去看了，发现这是个建设部的建筑节能样板小区，成本、物业，这个小区都并不比别的小区高，群众生活也很方便，但为什么没推广呢？因为，这些好的东西都还没有变成统一执行的设计标准。我就提出，从现在开始起，我们的建设部门要研究推出武汉市的建筑标准，要全部按照节能环保的要求。现在城市建筑耗能在整个城市耗能中占到30%，有的城市占到了50%以上，是耗能大户啊！

这就又回到这个话题，“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仅靠局部的微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不能实现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大循环。武汉城市圈区域之内，我们是可以研究的，更广泛的产业合理布局，产业互相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就需要国家政策的协调明确。

这些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同样需要创新思维。比如，旧电池回收，搞了很多回收箱，效果并不太好，能不能变成小朋友往箱子里扔几节废电池换一块口香糖？把污染处理问题变成一种交易行为，这就涉及到现在的定价问题。再比如，垃圾分类也用不着让居民去做，居民也很难做到。“拾垃圾大军”实际上正在实施这种“专业分拣”，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市场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分工。这些细小的环节，一研究透，就可以由政府提倡、规范、推动，做起来。

“两型社会”建设与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两张皮

《瞭望》：您说到要将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变成好的标准，“两型社会”试验区似乎也是在探索一种“两型社会”建设的标准。您认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改革试验的成功与否呢？

杨松：“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从总体上讲，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说是一项长期工作。

从近期讲，以武汉自身看，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改革试验才算得上是有所突破：

一是循环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万元GDP能耗持续下降，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较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二是符合“两型社会”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基本确立，包括法制规范、行业标准、政策支持、激励和约束制度、监督管理，实现企业自主自觉地按照“两型”要求开展生产。

三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充分的应用，并形成了有利于这些技术研发的科技创新体系。

四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一批示范工程，能够为全国提供借鉴。

五是环境友好型理念在全社会全面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参与和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

我要特别强调，“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始终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来展开，而不是两张皮，不仅要使市民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支持者，更要成为受益者。每个群众从自己每一年生活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的不断美化优化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两型社会”建设的好处，这样市民就会成为更加主动的建设者。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最近我们提出要建立民生发展指标体系。现在，涉及到民生的指标很多，但没有归拢到一块，没有规范。每一年要拿科学的指标来考核工作。GDP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武汉刚开始提出万亿元GDP的目标时，有人觉得是否不合时宜？是否还在追求单纯的增长速度？但实际上内涵已经不同。选择GDP作为一个基本的考核指标，我们也知道它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没有更好的指标来替代它，就像足球比赛一样，人人认为最后决胜负的互射点球不太合理，但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道理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