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

记者：尽管中国是农业社会，有“父母在，不远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大规模移民的例子，原因何在呢？

葛剑雄：如果我们谈中国的常态，的确，因为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农民是不愿意迁移的，因此形成了家族“聚族而居”、宗族势力很强大的文化。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

还有一种情况，中国一方面是农业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专制社会，统治者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强迫人民迁居。比如说，战胜方会强迫迁移战败国的人民，中国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就有一条，叫揽民，即招揽外国的人民；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也曾大规模实行移民。明朝初年，朱元璋还是在大规模移民，一直到清朝，政府才不需要强制，因为那个时候人口够多的了，稍微引导一下，人民就会迁移。

另外，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尽管中国的儒家思想强化了安土重迁的习俗，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只对社会的上层、中层有一定的约束力，下层早就突破了这一古训，因为家乡没田种了，而其他地区还有富余的土地，所以他们就迁移。只不过因为这些移民都是下层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上层不重视，史书也不记载，而遇到天灾人祸时，逃难的人中也有中、上层人士，史书才会记载。

所以，我们要把常态和非常态区别开来。“安土重迁”只是一个理念，没法做得到。民间还有一句话，叫“随遇而安”。从全国总体来讲，到清朝以后，中国才出现因人口压力而不得不往外迁徙的情况，因为那时中国人口已经突破四亿，而且还在不断增长，那时就出现了人口压力的记者题。

记者：您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根据您的概念，移民与流动人口有什么不同？

葛剑雄：我认为，移民不同于流动人口，一个重大的不同是：移民有归属感，而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具体到挣的钱，如果是流动人口，他就会把挣的钱寄回家，如果是移民，他就会在当地储蓄和消费。这个差别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中国，如果外来人口在一个城市取得合法的居留权，取得户口，他就会有归属感。但现在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无望获得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心里想，你们改革开放有成绩，你富裕，与我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普遍有一种仇富的心态，仇视本地人的心态，有些犯罪，并不纯粹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发泄。

中国历史上也有土著和客民的冲突，所谓土客之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客民没有取得定居的权利或者没有享受与土著一样的待遇，而本地人为了保护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抵制外来人口，所以就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