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也一定非常关注当代的移民，大概是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您怎么看这批当代移民？

葛剑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城市人口不到20%，现在的城市人口，有人说是40%，但这个比例有水分，不太精确，因为现在的县改市，原来的农业人口一下子就变成了城市人口。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我想中国也不到40%。

另外，为什么说城市化的过程要取决于移民呢？城市化的来源有两种：一是本地人口的就地消化，二是从外面迁徙。从就地的城市化来讲，一般只有在中国东部的发达地区才有可能，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就地城市化，只能更多地靠吸收外来移民。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其实，这个话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其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效应是中小城市不能替代的。

记者：现在上海的外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什么行业？

葛剑雄：一是基建，有的也不是直接的，而是发包的，初来人都是干体力活，时间长了，就会干一些技术活，因为上海基建的规模非常大，那么多路，那么多桥，还有地铁。二是企业，特别是在郊区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私企、甚至还有一些国企等，在这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都是从事比较低的工作，如装配工、辅助工、清洁工，还有服装企业中的流水线工人，真正高的白领比较少。三是自己创业，主要是低层服务性的工作，如收废品、清洁工等。当然，还有一些流民，干一些非法的勾当。

记者：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

葛剑雄：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由于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比较快，就出现了一些城乡接合部，为农民工提供了廉价出租房，像广州、深圳扩建，原来郊区的农民就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然后出租给外地来的农民工。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城市管理不同于西方，政府经常拆除违章建筑，中国也没有私有土地，像北京的建设，已经建到五环、六环了，即使有什么温州村、回民村，后来也都被拆掉了，所以不可能出现稳定的、大片的贫民窟。

此外，许多企业为了便于控制，就集中为农民工解决住房，像现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台商港商企业，就为企业员工提供集体宿舍，所谓的“包吃包住”，但这类宿舍条件很差，像集中营，员工的身份证都押在雇主那里，你跑都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