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理系指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调整与治理，通过对土地利用环境条件的改善和生态景观建设，消除土地利用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或限制的因素，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1]。土地整理是协调我国日益尖锐的人地关系矛盾的重要途径。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积极推行土地整理的政策以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土地整理工作。土地整理已成为实现耕地保护目标、促进土地合理利用、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土地整理就整理对象不同，可分为市地整理和农地整理。我国土地整理多以农地整理为主，本文的研究范围也仅限于农地整理。
   
    随着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土地整理理论研究日益丰富。但综观我国当前土地整理的研究现状，对于土地整理效益评价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还不多，对于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进行深入研究的还较为缺乏，尚未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实用的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也缺少相应的评价标准及其评价方法[2]。效益分析评价在土地整理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系到是否能够投资该项目以及项目选优等。因此，进行土地整理效益分析评价的研究，对促进土地整理成熟理论体系的形成，规范与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进行研究，并结合巴东县土地整理项目进行实例分析，为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定量依据。

    1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内涵
   
    土地整理的综合效益即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景观效益四者的有机综合。土地整理具有效益的统一性：就土地利用的基础来看，自然因素(生态因素)是制约土地资源利用的主导因子，追求生态环境效益和景观效益是土地整理的基础与前提；就土地利用的服务对象来看，社会因素成为土地利用系统的主导因子，社会效益是土地整理的目的所在；追求经济效益是土地整理的中心内容，也是土地整理生命力所在[3]。因此，土地整理应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景观效益的统一，努力做到生态上平衡，经济上有效，社会层面上可行、可接受。同时，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还包含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土地整理综合效益不是指整理后产出的综合效益，而是仅指增量效益部分。

    1.1 经济效益
   
    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是指投资行为主体或其他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对待整理的土地进行资金、劳动、技术等的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效益[4]。一般来讲，经济效益的分析都是通过投入和产出来进行衡量。因此，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应该表现为在有限的投入水平下，使土地整理后产量增加，经济产出更大。同时，由于土地整理的实施，会促使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这同样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理论上讲也应该考虑在土地整理经济效益之内。
   
    经济效益是人们进行土地整理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各类土地整理活动的投资主体之所以要进行投资，很大的成分便是为了获得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经济效益也便里所当然的成为了土地整理效益评价中的首要评价因素。

    1.2 社会效益
   
    土地整理活动除了考虑经济效益外，还应该将社会效益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内。土地整理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指土地整理活动对社会环境系统所产生的影响，比如社会发展、社会文明、社会文化、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效益。针对农地整理而言，很重要的一项社会效益就是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明建设、缩小城乡差别等所作出的贡献与影响的程度。对于所有的土地整理项目，必须统筹考虑这些项目各个方面的社会效果，在经济效益相等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社会效益大的项目；在经济效益不等的情况下，应以社会效益的显著程度给予权衡。再者，对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纯社会性的土地整理，按照社会效益的原则，在土地整理规划设计时，应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权衡，这种权衡在土地整理规划设计时必须在时空上综合考虑。

    1.3 景观效益与生态效益
   

    土地整理的景观就是指组成优美农村、农业田园景色的要素(如地形、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和组分(如防护林、草地、农田、水体、道路、沟渠等)的种类大小、形态、轮廓、数目及它们的空间配置与时间配置的进程差异所能表现出的各种美感，如空间美、时间美、自然美、人工美、形态美、色彩美等[5]。经过土地整理后形成的“田成方、树成行、渠相通、路相连”的美妙景观会给区域居民带来愉悦的心情，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其生存环境，这种效果便被称为土地整理的景观效益。

    土地整理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表现为整理后，自然生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的组合、相互关系及其在系统中的空间配置发生变化[3]。土地整理的生态效益就是土地整理的措施实施行为和过程影响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生态效应。理论上来讲，土地整理措施实施后产生的这种生态效应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地球上的任何人类工程，任何一种土地利用方式都必然与生态环境交流。因此，在土地整理活动中，我们肯定是要争取获得正向的生态效益，尽量避免负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就现阶段我国农地整理的实践来看，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二者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构成景观的诸多要素，即组成优美农村、农业田园景色的要素和组分(如地形、水文、土壤、植被、动物以及防护林、草地、农田、水体、道路、沟渠等)的优化，不仅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关键的是也能改善居民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为了减少准则层个数，减少计算难度，本文将景观效益与生态效益二者并列起来进行综合评价。

    就我国目前土地整理实践而言，土地整理多偏重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的考虑很不充分，更是忽视了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景观设计方面的考虑也就更少了。实际上，社会效益的实现，对经济效益的实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讲求生态环境效益和景观效益是保护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的物质基础。如果生态环境效益和景观效益不好，迟早要反馈到经济效益上。这几种效益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彼此相关，其有机组合便是土地整理的综合效益。

    2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的意义及原则

    2.1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的意义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研究是土地整理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析土地整理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和景观等方面引起的效应，研究土地整理效益的评价方法、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模型对规范和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都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通过对土地整理的综合效益进行定量打分预测，为项目实施提供可行性论证，为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实施提供量化依据；②通过对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评定，为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管理者提供土地整理项目判断对比的标准，为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继续大力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提供决策依据；③通过对具体项目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评定，为其他项目的开展提供借鉴意义；④通过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评价，助于土地整理项目继续深化落实整理措施，切实提高综合效益，有力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2.2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的原则

    2.2.1 综合效益最大化与可比性原则
   
    土地整理效益包括综合效益和单项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设计效益和局部设计效益、近期效益和远景效益等。因此，在评价过程中要协调好各方面的效益，努力做到综合效益最大。同时，确立的指标必须含义明确，计算口径一致，核算方法统一，做到不同地区之间可比，不同时期可比，以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合理。

   

2.2.2 系统性和层序性结合原则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要统筹考虑各个方面的系统功能，入选指标本身应构成相应系统，覆盖全面又不重复；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尤其是在组织各个评价指标时，必须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则，使整个评价过程结构层次和顺序清晰明朗，而非杂乱无章。

    2.2.3 可操作性和可参考性原则

    评价过程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应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要尽可能选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和易于收集的资料，对难以统计和收集的数据暂时不列入指标体系，从而减少数据收集的困难。另外，通过效益分析评价，对拟开展项目的综合效果做出预测，综合评价项目在生产上是否可行、技术上是否先进、经济上是否有利、社会、生态和景观上是否有益及市场风险大小等，为项目的开发建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的建立

    3.1 选取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整理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综合效益评价指标应从众多的指标中依其重要程度，在尽量简单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挑选能体现主要问题、易于量化的指标，避免指标间的重叠和简单罗列[6]。选取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完全性原则、非兼容性原则、简捷性原则以及客观性原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了诸多文献，并结合笔者对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的理解，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要求，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表3-1）。指标体系中，综合效益评价为目标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景观效益为准则层，各个基础性的指标为指标层。

    3.2 指标量化                        

    3.2.1 定性指标量化处理

    在本文构建的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有一部分指标为定性指标，如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产权关系纠纷、道路通达度、机械化程度、农田生态改善、洪涝灾害抵御能力、水土流失治理及景观优化度等。鉴于进行综合量化评价的需要，需要对定性指标定量化处理。笔者邀请了5位熟悉土地整理工作的专家，采用了语言化赋值方法，对各定性指标进行了赋值，并将各指标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指标最终采用值。

    3.2.2 指标标准化

    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的数量级差异，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公式如下：

    3.3 指标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一种定量系统分析方法。它把复杂问题中的各因素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使之条理化根据对客观、实际的模糊判断，就每一层次的相对重要性给出定量的表示，是一种将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模型化、数量化的过程[7]。本文拟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3.4 综合评价

    利用标准化后的各评价指标分值及其相应权重，在单项指标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Fi为各准则层分值（当i=1时，Fi为经济效益得分，此时n为3；当i=2时，Fi为社会效益得分，此时n为4；当i=3时，Fi为生态景观效益得分，此时n为6）；F目标为土地整理综合效益得分；X’j为指标层各指标的标准化值；Wj 为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Wi为各准则层的权重。

    4 湖北省巴东县土地整理项目区的实证研究

    4.1 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位于湖北省巴东县，涉及溪丘湾、沿渡河两个镇9个自然村，总面积404.04hm2。巴东县位于三峡工程坝区上游，素有“鄂西咽喉”之称，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东与宜昌市、秭归县相接，西与重庆市巫山县相邻，北与宜昌市兴山接壤，南与建始、鹤峰县相依，土地总面积3353.6km2，人口49万。项目区属山地丘陵，地貌特征为坡地，海拔为145～900m，地形坡度为15～25°，平均坡度约20°。项目区属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温暖多雨，湿润多雾，无霜期长。四季分明，水热条件好。复杂的地形，致使光、热、水等的分布呈明显的垂直差异，且形成各种不同的小气候。项目区总建设规模285.53 hm2，拟投资2188.31万元，单位面积投资7.66万元/ hm2。项目由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及其他工程组成。

    4.2 项目综合效益评价

    4.2.1 定性指标语言化赋值

    在本文的评价过程中，需要用语言化赋值的评价指标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产权关系纠纷、道路通达度、机械化程度、农田生态改善、灾害抵御能力、水土流失治理及景观优化度。其中，除土地产权关系纠纷为负效益指标外，其余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负向指标用负值表示，正向指标用正值表示。语言化赋值结果见表4。

    4.2.2 指标标准化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最关键的一步是确定各个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适度值。本文应用专家咨询法，通过咨询相关专家来确定各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适度值。结果见表5。

    4.2.3 确定权重

    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首先构建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将参加评价的指标两两进行判断，引进“1-9比例标度”进行量化，由量化数据构成判断矩阵。根据上文中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可构建准则层一个3阶矩阵A-B(即准则层层因素B1、B2、B3对应于目标层A的判断矩阵)，指标层一个3阶B1-C，一个4阶矩阵B2-C，一个6阶B3-C。其中，A-B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景观效益三指标对综合效益的比较，B1-C是经济效益各评价指标对经济效益的比较，B2-C是社会效益各评价指标对社会效益的比较，B3-C是生态效益各评价指标对生态效益的比较；其次，计算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再次，进行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最后，确定指标权重，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可采用将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对应特征向量单位化后化为指标的权重值（表6、表7、表8、表9）。

    4.2.4 综合评价

    根据上文求出的权重，把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带入综合评价模型，得到巴东县项目区的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景观效益以及综合效益的分值，分别为：0.3815、0.4464、0.5322、0.4779。

    可见，巴东县项目区的经济效益比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较低，这与本项目区耕地增加率较低有着比较重要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水平比较高，尤其是生态效益，这正体现了本项目属于坡改梯工程，对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就综合效益来看，本项目区的水平也是比较好的综合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景观效益的有机综合，本项目中通过坡改梯，改善生态环境，制止水土流失，通过移土培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反过来又推动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本项目区的综合效益会有更大的提高。

    结  语

    在研读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和景观效益为着眼点建立了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了土地整理效益评价研究，并结合湖北省巴东县土地整理项目做了实证分析。从项目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评价结果基本合理。
    参考文献
    [1] 王万茂，韩桐魁.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236-237
  
    [2] 李岩，赵庚星，王瑷玲等.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其应用[J].农业工程学报，2006，22（10）：98-101

    [3] 张正峰，陈百明.土地整理的效益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03，19（2）：210-213

    [4] 李敏，赵小敏，龚绍琦等.提高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经济效益的途径[J].农业工程学报，2004, 20（3）：262-265

    [5] 覃事娅，尹惠斌，徐朋.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山东国土资源，2007，23（2）：50-53

    [6] 喻俊华，韩桐魁.中国当前农地整理项目的选择评判方法初探[J].华中农业人学学报，2002，43( 1)：74-77.

    [7] 潭跃进，陈英武，薛水森.系统工程原理[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