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城镇化比之前变得更火。

“火”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词上的。譬如江西省就提出，以建筑业为依托，加速推进全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江西的目标是，到2015年全省建筑业总产值翻番，达到4000亿。再譬如山东省，不久前结束的山东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6%以上，到2020年达到63%以上。

这两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火”的含义了：投入更多的钱、确立更高的目标。在过往诸多“××化”的实践当中，城镇化的“火”法并不标新立异。可这样循规蹈矩的城镇化实施思路，是否依然能够行得通，是否真的能够承载城镇化的使命？——按照中央的精神，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并不赞同这种以指标、规模为导向的城镇化思路，即便从拉动内需的角度，这样的城镇化亦难当重任。近年不少地方造出的“睡城”，就是最好的例证——像个博物馆一样陈列着城市所具有的各种物品，却毫无生气。

针对产生这些睡城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分析。比如那里没有产业基础，无法为人们提供就业，没有就业也就没有收入，自然也就没有人气。但产业是否就是这些“睡城”的出路？或许是，但这些“睡城”没有产业也是有原因的。

“中国的城市体系是有层级的，层级越高的城市能够支配的资源越多，而层级较低的小城镇权限和可支配资源都比较有限。”袁崇法说。这其实就意味着，产业很难被“分配”到那些需要它们的地方去。已有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城市，要么是首都、直辖市，要么是省会。

不只是浓重的行政色彩，过往的城镇化，其实还是传统工业化的结果。

“可以说，我们之前几十年的城镇化是无意识的，但发展很快。在城市里发展制造业，制造业很快聚集了大量人口，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袁崇法说，“这种路径就是建立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城镇化，是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的产物。但这样一种工业化的高潮正在过去，未来实际上很难重复这条道路。”

袁崇法提到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国家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是嵌入这个转型之中的；另外一个就是，建立在行政层级制基础上的资源分配体系，很难将优势资源配置给中小城镇。

那么新型城镇化，就必须要寻找新的产业基础。“比如现代农业、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等。”袁崇法列举几项，但问题很快又出现了。这些产业本身无法实现成规模的人口聚集，无法产生城镇化所需要的人口规模。“所以，如何解决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偏差，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袁崇法说。

这的确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更多像“睡城”一样的城市博物馆还会出现。那样的城镇化，也只不过是堆砌在人们眼前的幻象。

或许，首先就需要突破对数字和指标的追求，因为这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忽略”：城镇居民的需求。“我们的城镇化不是搞房地产、盖楼房那么简单，城市的管理者必须要不断地了解、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袁崇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