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也是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一度采取圈地运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资本家的工厂和城市。例如，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北部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等地区都是在工业革命中随着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形成的城市密集地区。不过，西方城镇化过程并不仅仅是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的简单集中，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包含非农产业的集中，生活空间的转化和观念意识的转化。例如，在城镇化进程中，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虽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镇化模式。

土地问题和人口问题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但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重重，也使得城镇化目前只是“半拉子”工程，还只是行政建制的“土地城镇化”。国土资源部的副部长、党组成员胡存智在今年3月25日召开的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透露，我国城镇用地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大超过了合理预值，从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虑人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不能充分享用城镇用地的情况，实际上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还应该更快一些。显然，户籍制度仍是横亘在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的拦路虎，在超过50%的城镇化人口中，城镇人口数量存在明显的“虚胖”。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测算，中国目前真实的城镇化率只有40%，1.59亿农民工是“被城市化”的。

土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一方面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城镇化效率低下，例如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浪费非常严重，万元GDP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另有统计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城镇用地是88.2平方米，发达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8.3平方米，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达到113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近1/3，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人均用地面积。另一方面城市政府热衷于卖地圈地，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也是以牺牲许多普通老百姓利益为代价的，强制征地、暴力拆迁等建立在公权力基础上的城镇化，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更为突出的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将土地财政演绎得炉火纯青，卖地收入成了“第二财政”，房地产成了支柱产业，而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却陷入畸形，肆虐的高房价在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一些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产城融合很大程度上只是空谈，“有城无市”、“有城无业”、“有镇无人”的现象十分严重。

四、 要GDP还是要幸福感？

世界城镇化经验表明，城市集聚了国家或地区最主要的经济力量和财富，没有城市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在西方，不少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代价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例如，西方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对贫民窟的改造，最初采用的是所谓消灭贫民窟的办法，即将贫民窟全部推倒并将其居民转移走，然后以能够提供高税收的项目取而代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窟问题。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复萌，对贫民窟的大规模扫除转向对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开始更多地注重住房建设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尽管西方世界在20世纪城镇化浪潮汹涌，但城市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工业化革命化后依然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存。从国外城镇化模式发展趋势看，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宜居城市、田园城市无疑是典型代表，其核心理念都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中国城镇化的建设多是以经济建设为目标，片面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在旧城改造运动中，许多城市采取的都是一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拆大迁大建的发展模式；在新城建设开发中，不少地方仍是基于短期的视野和政绩，产业准入门槛较低，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继续走污染重、占地多、能耗高的粗放发展模式，而这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堪忧。近年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均递增29%，这与城镇化进程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略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做法密不可分。

城市的主体是人，现代城市管理最核心的原则是“以人为本”。2010年上海世博会展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记录了世界城市建设向着“生态宜居”为重要特征的共同追求。城市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必然带来城市生活质量和品质的退化，这也是为何中国GDP全球第二，而老百姓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差了。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排名第一，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

总体而言，中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行城镇化进程的政府主导痕迹明显，城市建设追求规模甚于追求质量，并与GDP政绩、畸形的楼市和土地财政捆绑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土地城镇化道路，而将广大农村外来人口排挤在城市之外，数亿农民工事实上沦为“二等国民”。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贡献了GDP，却难拥有城市的归属感。如此传统、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基调不相协调。西方国家城镇化的经验表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政府主导应该让位于市场主导，求大应该转向图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应当并举，居民幸福感不应该仅用GDP来衡量，而这些转变仍有赖于中国经济转型中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