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同志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一条信息，中国科学院《2012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50%，国内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一变化表明，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发展的巨大能量，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迈入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大国的门槛。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从畜牧业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城镇化水平为52%。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但是到工业社会时代，我们落后了。建国初期的195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12.5%，即只有12.5%的人口在城市。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发展，到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提升了5个百分点，到了17.9%。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水平很快地提升，2007年，城市化水平是47%。2011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0%，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进入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提高的历史阶段，这30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今后20年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因为城市化会带来大量的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由城市化带来的需求，未来20年我国经济有可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应对。

其次，这一变化意味着城镇化将创造更多的需求，推动我国走内需拉动经济的路子。城镇化50%是一个标志化的数字。今后十到二十年我们将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镇化创造需求，即城市化将进一步发展以后，人口集中居住，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增加的投资需求，以及个人消费所增加的消费需求等都有很大提升。根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所需基础设施的投资平均都在12元，一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达到1万亿元，再加上工作服务的投资需求，发展潜力非常可观，会成为拉动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比如，外来务工者经历一番奋斗，结赚了一笔钱后，会在城镇购买房产，笔者家的一位钟点工就是这样，她和丈夫在上海打工，借住8平米的小间房，而去年已经在自己家乡附近的镇里，以按揭贷款的方式，选购了一套三室二厅的家居。这种发展需求是刚性的。

第三，这个变化意味着，我们的城乡统筹的战略，已放在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的国家，即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论述的，城乡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公共品投入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有着极大的障碍。加上我国建国以后实施的户籍政策，更隔离了城乡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城乡人口的迁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主要的变化表现在，从建国后30年的“农村支持城市”，即这种支持表现为，以明显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让利给工业，使之有较大的发展资金。这种支持，还包括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接纳大量劳动力到农村，从政治意义上是所谓“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经济含义上，是新增劳动力的重要出路。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前期，农民的联产承包对国家走出“经济崩溃边缘”的贡献，以及对改革最先尝试的示范意义。还包括，农业用地的相当数量变成工业用地、开发区用地，及商业用地。

进入新世纪，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折。中央在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更加强调“五个统筹”。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方针。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新战略。这种统筹，包括户籍制度的“松动”和改革，国家已经提出中小城市户籍改革的大胆推进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另外，就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教育医疗方面的改革，即公共资源的共享问题。

第四，这个变化，意味着大量“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重庆市长黄奇帆曾说，城乡统筹，重要的是农民变市民的问题。农民要“脱掉三件衣服，穿市民的四件衣服”。即农民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市民的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工伤保障。以后，黄奇帆补充说，农民的“三件衣服”慢慢脱，有个保护阶段。确实，我国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土地要向种田能手集中，向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在家种地的人通过规模的提高和扩大，可以比出去打工挣的钱更多，这样可以把一些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剩下的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到城市里去，这是一个全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农民工到城里来，由于要重新买房子，要到新的地方安家，而他们原有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应当成为他们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温家宝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落实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财产权，包括继承权、转让权、收益权、抵押权，都应该有，农民工进了城虽然转移了，但是原来他们名下承包的土地，以及他们占有的宅基地还应当作为他们财产型收入的来源，可以自己处理，把它卖掉，把土地转包给别人，这样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以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大措施。中央已经出台若干政策措施，要求解决农民工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并将其纳入城市财政的统筹范围，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农村用地的整合课题。据农业有关部门村庄整治的经验，相当数量的农民来到城市，农村出现空壳村，消灭一些空壳村之后，村庄宅基地进行整理，可以占地50%。经过重新整理跟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可以节约占地，既可以用来增加耕地，也可以用来增加城镇和农村的建设用地，村庄的整治是修复村庄建设不合理占地的一个重要途径。过去住得很分散，搞基础设施，自来水也很困难，通过村庄整治之后搞新农村建设，农民住的是新农民楼，一排一排的，统一规划，便于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入户，农民在村庄里也可以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既有利于农民生活改善，又能够增加耕地，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非常好的措施。

第五，城镇化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发展进入更为发达的阶段。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材料反映，城镇化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的辐射、扩散和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从1978年2007年，我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55个，建制镇数量由2173个增加到18000多个。目前，全国大约60%的工业增加值、85%的第三产业增加值、70%的国内生产总值、80%的税收，都来自城市。高等教育的90%、科研力量的90%以上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如今已经形成了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三大城镇密集地区，成为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差距的重点区域。

我国的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和供给能力显著增强。2007年底，全国用水普及率93.83%，燃气普及率87.45%，污水处理率62.8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61.89%，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5.29%，人均公园绿地8.98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10.23标台，人均道路面积达到到11.43平方米（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统计材料）。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高达70%，西欧甚至达90%。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才稳定下来，我们距离70%还有20个百分点，在今后20年的时间内，我们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用20年时间达到70%的城市化率。另外，城镇化中还有种种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然而，我们相信，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们城镇化方面的成果卓著，以后的30年，我们将进入更为文明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