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也就有了新的要求。

周振华认为，首先，城市规模协调转变成城市功能的协调。其次，城市等级协调转向网络协调。原来的城市群是一个城市的等级体系，它们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等级体系更多强调城市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排座次；而网络体系也有一定的竞争，但更多表现的是合作，不论城市的规模大小，功能如何，地位都是平等的。

那么城市网络体系中就没有差异了吗？周教授指出，网络节点的能级是有差异的。城市群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权利，一为控制权利，全球城市的控制能力来源于有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集中。而在网络体系中，产生了新的网络权利，它来自这个城市对外联系的程度，对外连接得越大、越密、越广，这个城市就越有话语权。

变化还表现在，城市群中的产品互补协调转变成要素流动性，特别是人员流动的协调；经济产业的协调逐步转向社会文化的协调；官方机制的协调更多转向民间机制的协调；双边协调为主转向多边协调，等等。

周振华指出，推进建设城市间的网络，最核心的主体不是政府，是企业。公司总部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就是天然的网络，高端的专业服务机构也一定是会建立网络，在上海设了公司，也会到南京、杭州、宁波设立分支机构。这类企业是形成城市之间网络的基础，即所谓功能型机构。上海应多吸引此类功能型机构落地。

周教授建议，根据新的变化，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构建区域的大平台，使大量的资源要素在大平台上进行流动组合，提高对外联系度，那么，城市群在全球的地位一定会提高。

超新星爆发：两大世界城市要转型

“超新星爆发”是宇宙中的巨大恒星凤凰涅槃的过程，记者仅是部分借用这个天文学名词，来比喻超大型城市的创新转型。

城市群的核心是大城市，世界城市是大城市中的大城市。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介绍，“世界城市”也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对全球经济具有影响力、控制力的高端国际城市。

国际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对提升国家全球地位和作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2008年以来，世界级城市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北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的新阶段。《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

但杨教授说，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建设世界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速度相对放慢。原因是，我国建设中的世界城市竞争优势的取得都处于从生产要素导向、规模导向，向创新导向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碰到了不少麻烦。例如，放弃初级要素比较利益的机会成本大，特别是劳动的国际比较利益仍然十分突出。北京、上海等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和生活条件显著高于全国，这就可以源源不断从全国获取相对廉价的初级生产要素，这就使我们放弃依靠廉价初级要素去获取竞争优势，转而更多地依赖创新风险大、成本高的方式去取代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机会成本。完全可以赚钱，为什么要创新？打个比方，教授讲课，在新加坡可能一个PPT讲一两次就够了，在中国各地可以重复讲2900多次，每一次收1万元是2900多万元，教授为什么要去做新的PPT呢？还有，虚拟经济周期性过度膨胀，抑制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怎样增加北京上海的创新转型驱动力？杨教授建议，首先要千方百计降低创新发展的机会成本，包括严格规范劳动关系、土地和环境用途管制；严格产业和人口准入条件；推进双层分散化多中心网络城市化，降低中小城市创新发展的机会成本。其次，千方百计提升创新发展的利益，建立健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创新体系。第三，千方百计提升国际交往效率，建立健全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城市国际流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