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多年奋力抢救古村落和民间文化，乡村“守望者”冯骥才——我特别痛恨“旧城改造”这个词

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民间文艺家

◎改造。比如劳动改造啊、知识分子改造啊，都是对不好的东西。这个概念促使很多老城在这个过程中被破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千姿万态的城市全部推平，重新造。这个过程基本是房地产商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需要盖房子，所有的建筑都是商业建筑，充满了商业化、伪豪华、暴发户式的审美。我们比较大一点的城市一共是660个。这660个城市原本应该是千姿百态的，现在基本上是“千城一面”。

◎城镇化不等于要消灭农村和农民……简单地把他搁在城市里之后，他会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城市文化是高等的。他没有适应城市文明，又丢掉了原来的文明，回不到故乡，他的生活经验全部都用不上。这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作为作家的冯骥才有个习惯：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录一些片段和随想。这几年，小本子换成了iPad。全国两会这些天，每天要说太多话，累得他暂停了这个习惯。

今年是冯骥才第32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是他的第6个本命年。扎上98岁老母亲亲手给他缝制的红腰带，带着过年期间写好的提案，冯骥才再次来到北京。

奔走的“守望者”

冯骥才在全国两会度过的时间加起来已有将近一年。两会时间就像是被他称作人生“四驾马车”的写作、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之外的又一平行空间。他将过去一年在书斋和田野上想到和看到的东西带到这里。

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青年时期的冯骥才曾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数十年后，他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人们称他为“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除了作家、画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外，冯骥才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提出与非遗、老城保护相关的提案或建议。这些提案都来自于正在剧烈变化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现场。害怕成为失去家园的丧家狗的恐惧，让他在田野、书房、庙堂之间奔走腾挪。

痴狂的“收集癖”

冯骥才特别恋旧。唐山大地震平息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拥有海鸥相机的朋友，背着借来的相机他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他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他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

如今，72岁的冯骥才还保留着母亲月子里给他穿的小衣裳，“那衣裳里还闻得到我小时候的味儿呢”。他从小就对生活留下的痕迹有收藏的嗜好，在巴金那里他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有收集癖的“怪人”。

“一个人应该把他经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最开始冯骥才收藏票据、照片，甚至妻子搓薄了的搓衣板。

冯骥才说，自己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如果文学是最初对心灵史的回溯、记录和备案，后来对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城老街、乡土中国的抢救和记录则是这种收藏和留存的扩大和延伸。

从书斋走向田野，从城市回到乡村，冯骥才将这种生命的转向，归因于“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许多不同代际的中国作家在烦恼灵感的消失和市场的诱惑时，冯骥才早已经成为一个痴狂的行动者。朋友们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一起同行。韩美林说，大冯做的事，我相信。

悲观的“失败者”

在小说、散文、画作里，冯骥才常常是一个圆满自在的生命体，他喜欢美，也懂得享受热烈的俗世生活。只有在提到传统文化保护的时候，他会常常抛狠话，“非遗保护法成一纸空文”“政府的暴发户做派”“我痛恨旧城改造”。

“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

72岁的冯骥才，最怕“想保护的村落最后还是消失了，要保护的街道最后被改得面目全非，想保护的文化遗产被定位国遗，可还是无人问津”。他烦恼于自己的“力不从心，再年轻10岁多好，能多做很多事情，感觉时间来不及了”。

沉思后，他依旧悲观地把自己视作一个失败者：“如果你把一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像文化抢救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什么是成功啊？对我而言没有成功，只有失败。”

【对话】

谈城镇化不等于消灭农村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