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琦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记者：著名建筑师沙里宁有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面孔，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在追求什么文化”。您如何看待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的辩证关系？

周琦：城市建筑及其营造的空间是社会生活的客观载体，是社会文化形态的表征，透过建筑你可以一眼看出社会文化的形态，像舞台剧一般。

通常我们会赞美过去的一些东西，觉得很亲切。比如民居，江南地区的文人会怀念苏州古城、皖南古镇、扬州民居这些老建筑。她给人的印象是小尺度、手工业的，人文情怀浓郁，这种形态是中国农耕社会缓慢发展塑造出来的，从建筑生态学上讲是渐进式的，是通过一种慢生活的自我调节与净化，逐步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形态，很贴切人的社会生活的形态，这种建筑可以说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房地产文化，从南京到上海到处都是房地产。但很多建筑好丑、好高、好大、好难看，它们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用混凝土强迫地“插”在大地上的。

我们用30年走过了西方100年的历程，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很显著的。比如生态问题，比如资本过度集中在房地产，追求GDP消耗未来的经济潜力，实体经济在衰落，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趋向快节奏、浮躁，盲目求大、求利益第一的短期行为。从遍地的高楼大厦极速增加就反映出这种文化的心态。

记者：城市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新建筑不断变老，老建筑里又不断有新建筑加入进来，您觉得城市建设如何处理建筑的“新旧”关系？

周琦：城市有文脉，“新”“旧”之间有很多种方式去和谐。比如说大小协调：一栋旧房子，如果历史环境特别重要，建筑特别重要，那你盖新房子一定是一种谦虚的、低矮的，以跟它和谐的姿势融合进去。南京下关肉联厂的改造，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建筑，是中国最古老的现代食品加工业厂房建筑群，也是中国目前最老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老东西还在，在肉联厂撤出以后怎么办？还要加很多新建筑，那就保持它的工业特征，保留巨大的钢筋混凝土体量，而新建筑以谦虚的、弱化的方式跟它在一起。内部空间很先进，全新shopping mall的文化设施，但外观看上去非常朴素。

新建筑与老建筑之间的和谐没有特定的标准，取决于多方面的价值评估。比如新街口地区除了孙中山铜像、国货银行，整个新街口广场周边都是新建筑，而且是很高的新建筑，我们不可能因为历史建筑在你就不能盖高，因为新街口地价太贵了，这个场地要容纳太多的社会经济生活，所以你不得不盖高。今天金陵饭店新大楼200多米高，那个两三层的国货银行在脚底下就像个小玩具一样，但是你没有办法。当你判断社会价值、土地价值以后，特别是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城市综合体去评价之后，新街口地区必须以新建筑为主导，让旧建筑去依附，它反映的是背后的社会环境的动机、经济环境的动机，不能简单地讲这样做好与不好。

记者：千城一面常为人诟病，形成千城一面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改变？

周琦：千城一面不是人为的刻意，而是一种自然法则。比如房地产，万科的户型从深圳一直卖到全中国都没有问题，3室1厅、2室1厅、小高层电梯，为什么都这样，因为它很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已经通过最省钱、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到一种捷径，人们用最方便的方式去盖房子，需求和供给是很匹配的，那为什么还要舍弃这种方式去用别的方式呢？

当然，这并不代表城市千城一面不可解决。比如说你要更关怀人，更注重气候，以及生态节能利用。像新疆阳光特别强烈，都是白墻就会很闪眼，做成灰的就很好；而雾霾很重、下雨很多的地方，就应该做得明亮一些。

记者：“城市不仅是现代人的栖身之所，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乡愁所系，往往与建筑相联系，您觉得“记得住乡愁”的建筑是什么样的，推而广之，一座城市的地标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周琦：以南京为例，金陵饭店曾是地标，因为那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最早的高层建筑。那时我们还小，金陵饭店开业时，门口全都是老百姓穿着裤衩背心在那看，哇，还有这样的场景，饭店那么漂亮，里面的人西装革履的，那时南京人装修房子都是按照金陵饭店客房去装修。

那你说金陵饭店是地标，是因为这栋房子吗？不是，是它营造出来的那种环境，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落后的物质生活空间忽然接触到到最现代化标准的空间，它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震撼，所以它才是地标。

长江大桥为什么是地标，因为它是中国人第一次建成横跨长江南北的大桥，而且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建设起来的。所以地标不是建筑漂亮不漂亮，高大不高大，这些都不重要，他是历史的一种载体，人们看到它，就会回想起那段历史。所以，地标是人们的一种共识，它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历史的偶然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以一种纪念碑的方式告诉你，这才叫作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