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不能论证这一议题，只能断言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似乎没有解决方案，以使系统恢复到一种暂时稳定的平衡。因此，系统参数急剧振荡并产生分叉。我们可以假设，在作出确定选择的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将会发生这种分叉的细化过程，并且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或者诸多系统）。我们可能接着预料这一时期将会有一个激烈社会动荡，部分是因为体制的波动，部分是由于国家结构的合法性的下降，部分是因为将产生关于后续系统的性质的大冲突”（Wallerstein, 2004）。

沃勒斯坦接受了复杂性理论。他从这一角度告诫道：“最终，知识只能是关于选择，因而也要关于创新性、想象力和可能性。选择涉及到责任，学者和科学家恰恰是选择参与行动的人，承担对于自己主张的责任，承担对于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猜测和对于优先事项的建议的责任。”

“如果现实是不确定的，那就无法回避选择，无法不去进行价值承诺、偏好和预设进入分析过程......”“那么，科学，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我会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接受不可能将知识与愿望分开，我们才能开始掌握的更好”（Wallerstein, 2004）。

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规划在历史观方面往往是朝前看的，但缺乏明确的实施路径。有些人认为这种愿景的“战略性”存有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Albrechts，等，2017）。但是愿景只不过是关于未来的景象，既不能预言也不能预测，它意味着启发。实现这一愿景的实际步骤可能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快速铁路系统，人们期望其长期效应将引导想象中的（并且是希望的） 未来，但是其实际结果，特别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将留给后代去处理。在巨构都市群的尺度上，历史将不能得以预告。

2 规划中的复杂性理论

数十年来，系统思想一直是城市规划中的非常突显但又时断时续的部分。但是在规划中，复杂性理论依然是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可以从各种学者在2013年举行的第二届代尔夫特复杂性国际会议（The Second Delf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ity）（Portugaliand Stolk，2016） 所提交的成果中看到，规划的学术圈也融合了建筑师、脑神经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从这些“会后材料”中所获得的印象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者结合到一起。尽管城市模型研究者之间的沟通相对容易一些，每位作者对于复杂性的见解不同。规划实践者显然缺席了。然而某些术语被反复提到，尽管它们大多是暗示性的比喻而难以可以被称为概念，例如自组织系统、路径依赖、非线性、过渡性、共同演化和出现。所获得的感受就是，规划学术圈仍在努力重新界定他们的领域，使其符合那些他们感兴趣的理论（de Roo and Silva, 2010; de Roo and Rauws, 2012; de Roo, et al., 2012; de Roo, 2016）。

尽管城市规划师安德烈·索伦森（Andr Sorensen）没有参加代尔夫特会议，他关于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的著述仍然很具启发性（Sorensen，2015）。在针对日本东海道大都市圈的研究论文中，他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只是作为比喻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引发人们对于巨型都市圈地区的超级复杂性的新见解（Sorensen，2016）。他的方法是采用被一些规划学者称作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最初提要中的一些摘录凸显了他的一些发现。

“除开构成更大开发模式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即使没有中央性组织，每天塑造着数百万互相适应性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自组织的城市系统总是根据历史上和地理上相协调的一套制度（财产法、金融系统、住房条例、土地使用条例、基础设施融资和维护系统、地方政府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共同演化……”

“问题在于，（大都市圈） 的演化过程如何塑造制度变迁的轨迹，这样的变迁又如何促成了制度创新的关键时刻……在日本，1960年代的环境危机导致相应的大规模市民流动，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是促使政府优先解决某些消极外部性并创造新型规划工具的关键因素，这些新型规划工具后来又促使市民主导的自治社区（machizukuri community） 蓬勃发展”（Sorensen，2016）。

索伦森在提要中所强调的是制度在城市系统中规制其他行动者行为所起的作用。在随后的摘录中，他的重点转向积极的反馈和土地开发。所谓积极的反馈意味着自我增强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即使没有直接资本投资，当这些广泛区域融合到一起时，随着投机性资本在越来越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地方购买土地，这也会导致明显的资产通货膨胀……”

“城市增长的过程由此创造了一系列强烈的积极反馈效应，推动着房产积累，在历史经验中经常导致周期性的过量和崩溃，这也经常与创造比实际需要更过量的城市房产相关联，并且创造出巨额的虚拟资产，当更强的发展动力停止时，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市场价值就会崩溃。”

“……大都市圈的出现也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后阶段中的一部分。创造大都市圈的过程将只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一次……而且只会在有限地区发生”（Sorensen，2016）。

索伦森对于制度和积极反馈的观察是基于他对日本东海道都市圈的历史性分析，并且呈现了理论在应用于现实中既有的城市系统演变时所起的作用。在下一章节中，我将提出一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色图景，以回到这个涉及多中心地区的治理和规划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3 长三角：一个超级复杂城市区域

根据最新统计，长三角都市群落涉及两省及上海市中的30多个城市。包括于1996年作为协调机构成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些城市所涉及的面积大约有十几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亿，其中大部分是城镇居民。值得注意的是，每个较大城市或者“增长极点”都被一种城郊地区（periurban zone） 所包围，它们在中国被归为农村，但却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各种需求，而且正在迅速城市化而得以集中管理。相邻的城郊地区正在逐渐融合，创造出由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所支撑的连续性城市空间，从而将这一广阔的城市空间整合成为前所未有的人居地区，其中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1/10，而经济产量占到1/5以上。

长三角都市群落

这一都市圈的30座城市中的每一个都是开放性的空间系统，它们通过重叠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群落连接到一起。这一结论看似容易，但是测量并描绘这些网络即便有可能，也将会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根据管理需求而可以将城市经济协调会（MEO） 界定为一种系统，成员城市则构成了整个分支系统，它们每一个都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而不断重塑，并且也是来自成千上万的家庭、商业组织和管理机构的适应性决策的产物。但在整个中国，长三角只是数个城市群落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最终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决定。在中国，长三角都市圈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城市子系统，它接受许多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有大有小，因缘各异。然而，这些因素没有一个可以清晰总括这一动态城市子系统以及组成部分的实际状态。

与此同时，在30个长三角城市中的每一个都与该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竞争。虽然它们可能通过城市经济协调会来进行合作，但是仍然不得不坚守面对国内外资本的竞争性优势。这一政策受到中央政府和本地人民的高度赞扬，它们希望从新投资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中获得收益。然而，每座城市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可能使整体系统的运转受到负面影响，例如空气和水资源污染、供水量减少、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等。

总体而言，这个人口稠密、快速扩张的城市体系给区域性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城市土地供应日益紧缩的情况下，目前城市土地价格高昂，而且它在每座城市的公共财政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高层建筑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应对方法。

如果复杂性的定义取决于系统变量的数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那么长三角超过一亿人口的城市群落可以被视为一个超级复杂的城市系统。这是一种客观看法。但是，复杂性也可以从管治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看待，该系统应该监控、规制并规划长三角的整体运作。这是一种针对复杂性的主观性视角，这一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治体系执行其关键职能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高，其管治整体的能力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当然也包括城市规划功能。

在几乎所有管治系统中都存在涉及有无能力的因素。正是它们的累积效应，可能使得管治过程无法或不愿意面对系统性问题。当问题成为在超级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什么进行规划，以及治理体系应该如何组织以便更为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主观性看法就起着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