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信仰的形成

既然如此，那么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做大做强派”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更美好”的说法会获得高度认同？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寻找城市信仰形成的社会条件。

“更美好”说法的社会基础，应该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距。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制度和政策的城市偏向，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资源分配、就业和发展机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许多方面远远优于乡村，而乡村及乡村居民的发展的权利、机会和可能性都受到严格限制。人们都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城乡差距，是需要消除或缩小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另一个历史后果，也即对于中国人的城乡观念的扭曲：由不平等的制度导致的“优”与“劣”，反而被当作城市天然地优于乡村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根据，现代化就等于城市化，城市等同于发达、文明、进步，乡村则显得贫困、落后，甚至愚昧。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历史经验变成了历史规律，集体体验变成了普遍真理。而“更美好”的宣言不仅完成了对于不平等制度的追认，也实现了对不合理现状的再定义和强化。进而，通过将它布置为中小学生“命题作文”的形式，通过“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反复宣传，当然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以及作为城市化所“化”对象的农民对于城市的迷思、迷恋和迷信。

关于城市信仰得以形成的政治动力，则来自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方面已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曾有学者专门论述。我所要强调的是，发展主义并非当今中国所独有，中国的贡献或“创新”之处在于把发展主义推到了极致，从而也就滋生出中国独特的城市信仰和大城市崇拜。对此需要展开来论述。

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发展主义本身是欧美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当成后发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手段。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赶超”的需要，对发展或“开发”(对应Development的另一个译词)的强调通常更加明显，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的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

而在当今的中国，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更高，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迫切和执著。这也就使得发展主义的中国版或者“中国型”的发展主义——正式形成是在1992年以后——呈现三个特征。一是至高无上性、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发展”成了宗教，是压倒其他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许多恶果只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二是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明显，演化为发展焦虑症，“发展太慢等于不发展”，“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都是反映这种发展焦虑症的典型说辞。三是对高速发展的追求具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宣言或主张，都是例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特别是它的第三个特征，原本具有“正能量”的发展主义也就更多地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

正是在极端的发展主义的驱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如果说经济增长或GDP的增大成为衡量“发展”的首要指标，城市的扩张也就同招商引资一道成为最有效的捷径。因为城市的聚集效应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经济规模，通过圈占土地和“经营土地”来推动地价和房价，从而推动GDP和税收——土地财政——的增长，通过城市大跃进来为经济大跃进注入新的动力。于是“规模效应”广受追捧，“做大做强”成为风潮。

当然，仅仅注意到制度派生的观念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还不够，还必须关注催生城市信仰的第三种力量，也即巨大的利益驱动。利益本身强化着观念，也驱动着资本和权力。对利益和利益主体进行必要的分类，就会看到，这里的利益既包含发展主义所强调的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也包含着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以及资本或房地产商人的利益，甚至作为城市化大跃进的鼓吹者、为“做大做强”或“规模效应”提供“经济学依据”的专家学者们的利益。

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哪些利益主体或群体才是城市化大跃进的最明显的获益者、同时也是它的最小代价的承受者，答案将会非常明晰。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差价”，无数宏大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一些负责相关决策、规划和执行的官员向着千万元级甚至亿元级“贪官”的进化，众多的地产大亨和生产企业的房地产化，以及获得了大量相关的“横向课题”经费(以至苦于“花不了”或“无法花掉”)的专家学者，如果不是故意地回避这些现象和群体，而是让其自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就能够洞悉城市化大跃进的最大秘密。

这样说无意否定当今中国城市化的公益性或“历史必然性”，而是要强调它的高速城市化的另一个特征，也即整体“发展”和个体“发财”的结合、“政治人”和“经济人”的结合、“学术公器”和“学者私利”的结合，是要强调冠冕堂皇的政策包装、温馨诱人的广告宣传、无知无畏的学术话语中包含的个人动机。总之，公益性只是赋予了城市化以一定的合法性，私益性才使城市信仰更加坚定。

城市化大跃进与乡村治理

城市化大跃进的总体性后果目前尚没有充分浮现，但是浮现出来的部分已经足够惊人。就城市自身来看，它的疯长并没有使它的宜居性改善，相反，无限度的扩张和大拆大建，使城市本身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严重困局：建筑物的数量和房价、“蚁族”的数量一道攀升；大量的“花园小区”伴随着“社区”的荒漠化和孤立孤独的生活；保安、防盗窗和电子监控器的密布并没有带来安全感的增强；越来越宽的马路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车辆，造成越来越拥挤和危险的交通状况；“生态城市”的鼓噪与生态的破碎化和自然的丧失同时进行，以至于热岛效应和“雾(霾)岛效应”越来越显著，如此等等。

如果把使人异化和受难的各种力量都理解为广义的暴力，那么应该承认，在21世纪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因强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自焚事件不过是直接暴力的极端体现。而正是由于广义的暴力已经令人难以容忍，才推动着大量有条件的城市精英向海外移民。这也就提醒我们，相应于乡村治理，当今的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城市治理”的论域，城市治理的危机其实也非常严重。至于它对乡村和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归纳。

首先，当城市成为信仰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唯一福地，乡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就会自然地弱化，甚至丧失，试图维持和增进乡村活力的举措将显得多余，甚至被看做“逆历史潮流而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战略”、政策或规划来人为地加快乡村的消失，也就会被看做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应有举措。与此同时，乡村居民以及它的各种精英向着城市的大量迁移，也就在客观上弱化甚至抽去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总起来看，当乡村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被不断地瓦解，作为实体的乡村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乡村治理本身的必要性，以及达到“善治”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

其次，考虑到城市化大跃进主要表现为圈地和土地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及其对乡村的蚕食、直至消灭，而不是乡村本身的自然演变或渐进性城市化，那么圈占、蚕食和消灭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人为地加剧矛盾、制造紧张和对立的过程，它必然引起抵抗。回顾新世纪以来乡村治理的困境，它的表现领域、形式和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乡村社区自生的部分(比如个体化导致的村庄内部关系的淡漠或紧张，人口流出导致的村庄空心化和社会生活障碍，以及社会治安的恶化)，但是必须承认，如同土地问题引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作为推进城市化大跃进的主要手段的圈地运动和村庄吞并浪潮，才是乡村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乡村治理中最核心的危机，它加剧了乡村社会的不安定。

当然，也应该看到城市化大跃进之于乡村治理的“正效应”。就那些通过圈地和行政区划调整推动的变相圈地——包括县(市)改区、乡镇改街道、村改居，以及“大村制”、“三集中”，甚至“土地整理”，诸如此类的措施固然有统一规划、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良好用意，但实质上完成了以整体推进的方式对农民土地的一揽子剥夺——而消失或被消灭了的乡村来看，“乡村治理”问题就成了过去时，通过“消灭农村”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企图也就达到了目的。只是难以预料，消失了的乡村治理是否会转化为“城市治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三无农民”、“前农民”或城市的边缘人，将如何面对必将到来的低增长阶段，以及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持续了二十年的城市化大跃进，已经让中国的人类居住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它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真正的生存挑战，对乡村来说是确实的人为扰乱，对中国整体来说则意味着文化甚至文明的变异。为什么说它是文明的变异？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从已经侵入它体内的某种病毒来看，已经具有显著的、我曾经称为“贱农主义”的反自然的特征。

认清和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面对“新型城镇化”这一新的课题，为了防止它演化为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防止对“家园”的建设和改造变成破坏，必须彻底放弃把“经济”的尺度当做唯一衡量尺度的做法，同时确立起自然的、人性的、生活的和社会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