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什么？是人居住地点的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是，一定要追求人居住地点的转移吗？这不是本质，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就是人口居住在城市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用人口衡量的话，农业人口越来越低，二三产业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期，这两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赵晖认为，未来“村”不能叫农村，村里住的不完全都是农民，应该是从事二三产业为主的人“我曾经到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村里访问过，在这些成熟的发达国家，村里从事农业的人都不到10%，90%以上的人都不从事农业劳动。”

既然村和城市都是未来人口居住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提城镇化？赵晖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农民意识深厚，“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认为农业落后，恨不得早一天摆脱农业甚至消化农业，向往城市。”

第二，我国的城镇化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道路是不同的。“住在城里的人和住在村里的人待遇不同、环境不同，发达国家不存在这种问题，住在城里的就是生活水平高，把这个划等号了。”

赵晖建议，长期来看，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革：

首先，要彻底打破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最大的成本是住房，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北京市能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农民如果在村里有自己的房子，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北京周边农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房子，有医院能看病，他们何必都往城里挤呢？

第二，村里也应该让城里人去购买宅基地和房子，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资金带到农村，把农村建起来，带动村镇发展和农户增收。这些资金要建立受益者分配机制，政府拿一部分，村集体可以拿一部分，农民可以拿走剩下的那一部分。

“这种机制实际就是目前城市建设机制。所谓土地财政，最根本是谁来买单？最终买单的都是每个买房的人。农村建设的机制，只能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来投入，但中央财政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远远赶不上城市社会资本投入。农村今天的建设机制就是改革开放前城市的建设机制。但是对去村里买房的人要有要求，进去买房可以，只能自住，不能倒卖。”

赵晖最后说，要真正打消农民跟市民的根本区别，这是早晚要走的最终道路。

黄延信：

要实现人口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黄延信认为，要真正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是产权改革，城市要改革土地制度，冻结副省级以上城市的用地规模，调整产业布局，控制大城市发展。

黄延信说，农民变市民，是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而生活方式改变要以生产方式转变为前提。

“生产方式转变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就业方式能否转变，另一个是，收入来源能否发生变化。如果就业方式、收入来源能够实现持续稳定的改变，就可以实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一个劳动者，他能够在一个地方实现稳定就业，有稳定收入，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落户。”

黄延信对城镇化规划中转移人口到哪里落户的政策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向农业人口全面放开没有吸引力的小城镇，这些地方农民不会去，真正要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

黄延信认为，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是产权改革，主要有四件事：

第一，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后，不能没收他们的土地。

第二，要赋予农民自建房屋的合法产权，允许城里人买农村的房子，但这跟小产权房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应该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确权，这件事不解决农民也不会进城，“虽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没有退出机制农民是不会白白让出宅基地的，人走了房子还在那闲着。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民进城需要资金成本的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第四，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的分配权。

黄延信指出，人口转移的流向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这次《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其实，这些政策目标早就有了，但一直没有实现，问题出在哪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有行政级别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建制镇到乡，行政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权力越大控制的资源就越多，最关键的是控制土地资源“各地政府都要把土地的规模搞大，中央提倡发展中小城市，但最后土地都没有了，还发展什么？没有土地，招商引资企业项目落不了地，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