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紧张、住房困难等一系列大城市问题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国际化大都市东京、纽约、伦敦等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但它们都没有采取“强硬手段”，而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城市人口规模加以调控，缓解了压力，使城市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东京

病症：自1950-1970年，东京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东京人口急速膨胀，由628万增加到1140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劳动力的集中导致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针对这种情况，东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变被动为主动，从一味关注城市规模转向关注城市布局。

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人口分流

1955年至1970年间，由于钢铁、造船、机械、化工和电子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东京地区积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使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东京原有的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开始聚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京高度聚集，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

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

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于1958年、1982年和1987年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

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日本采用城市群布局的方式在地域上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城市都市圈，从而扩大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城市的联合影响力。如东京圈是由东京和周边的埼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组成，是日本最大的金融、工业、商业、政治、文化中心。

重视交通网络建设

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首先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依托各交通枢纽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然后再以各副中心为起点，修建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东京大都市圈现有280多公里地铁线，铁路近3000公里。轨道交通系统每天运送旅客2000多万人次，承担了东京全部客运量的86％。在早高峰时的市中心区，有91％的人乘坐轨道交通工具。

纽约

病症：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完成了城市化进程。1921年，纽约市的人口达到618万人。然而城市化过快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工厂集中于市中心，导致人口拥挤、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极为严重。纽约城市规划部门不得不开始调整城市发展战略。

从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

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纽约开始了城郊化进程，60年代至70年代，纽约市郊区城镇建起了许多大型购物中心，人们不必再为购买生活用品而往返于市中心商业区。而城郊与市中心之间的土地差价也使许多企业纷纷向郊区城镇迁移，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中心区域在纽约郊区城镇逐步形成。这一变化给纽约郊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原来往返于市区与郊区之间的工作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纽约郊区城镇逐渐成为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主要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建立卫星新城

卫星城镇是指在城市周边形成的具备居住、购物、娱乐等城市功能的新城镇。纽约的卫星城镇包括长岛以及与纽约相邻的新泽西州的一些小城镇。这些卫星城镇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城市普遍存在的噪音、交通、住房、空气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也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

纽约非常重视郊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仅政府直接进行大量投资，而且给予政策吸引和鼓励私人投资。同时，加强教育资源配置，1994年，纽约为每个郊区学生支出达9688美元，而城区仅为8205美元。通过完善大城市近郊及周边地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和服务配置，可以有效减少周边居民对中心城区的依赖。

伦敦

病症：伦敦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人口也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1939年，伦敦人口达到顶峰——约为860万人，之后的近50年里伦敦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88年，伦敦人口达到最低点673万。在20世纪初期到中期的几十年内，伦敦人口由400万增加到800多万。在这一过程中，急剧膨胀的人口使得城市住房短缺，贫民窟广泛分布；公共设施严重不足，道路拥堵以及环境污染严重。

制定城市规划，主动调控人口流动

1944年颁布的著名的《大伦敦规划》直接对伦敦地区人口的规模、分布做出了规划。《大伦敦规划》提出了“控制市中心区、发展分散新城”的规划模式，规定规划区面积为6731平方公里，人口为1250万人。规划的主要内容是把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向外划分为四层地域圈：内圈、近郊圈、绿带圈、外圈，分别确定其发展目标。规划从伦敦人口密集的内圈地区迁出工业，同时也迁出100万左右的人口。其中，40万人疏散到外圈新建的新城中，另外60万人疏散到外圈地区原有的小城镇中。近郊圈和绿带圈不再设新居民点，并对原居民点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

建立城市新区，分流城市人口

伦敦在20世纪60年代时重新制定了伦敦的区域布局模式，改变了大伦敦规划中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使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形成三条长廊地带，在长廊终端的南安普顿-朴茨茅斯、纽勃雷和勃莱古雷分别建设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的城市。70年代时又提出把原有“城镇聚集体”的人口规模扩大到100万以上，把东南部人口分到各“城镇体”中，形成多中心结构的模式。

延伸阅读

没有“大城市”的德国

约8200万人口、35.7万平方公里国土使德国成为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化率超过90%的国家，却从未面临过“大城市病”的压力。这与德国独特的城市化理念和城市均衡发展密切相关。

德国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小，但其数量多且分布均匀，星罗棋布如蚂蚁雄兵，形成了分散却又是人口最集聚的城市圈。

德国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工作机会、社会保障、就医等条件几乎无差异，德国小城镇的通讯、电力、供水等条件与大都市相比丝毫不差，医院、学校、购物场所等一应俱全。所以，德国人对于居住地有足够多的选择，不必挤“独木桥”都拥进大城市。

德国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定位。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汉堡是最绿的港口城市、贸易中心；慕尼黑是博览会之都、啤酒城，以及因乡村风格而得名的“百万人村庄”；科隆是媒体业中心、香水之都和化工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杜塞尔多夫是模特之都；多特蒙德是煤钢基地；莱比锡是历史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