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经验提醒我们注意低工资工人历史上的政治破裂。传统上，在领先的经济部门做体力活，或者拿一般的低水平工资，是成为工人贵族的一个阶梯——在西方工业化经济中，这一步骤既悠久又明确。但现在已不再如此。“女工与移民工”以劳动力供给的形式出现，即便部门用人需求很大且行业处于高增长，工人也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并感到无力。这些行业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最先进的部门，其工作注重灵活性，并常以非正式形式进行。工人性别和种族的变化，打破了本将赋予他们权利的历史连接，同时在文化上使这一行为正当化。

城市可以做哪些事情

鼓励创新、吸引人才？

萨森：要是我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那就好了。城市是一个复杂但不完整的系统。在这种复杂性和不完整性的组合中，存在一个使城市保持自我改造的能力。我们的主要城市比其他各种复杂的组织形式都要悠久，以北京和具有千年历史的伊斯坦布尔为例。

“智慧城市”是一个流行词，

你怎么看这一趋势？

萨森：“智慧城市”寻求以移动通信技术来消除不完整性。智慧城市的模式错过了城市化技术的机会，以由上而下的命令实施而不是与用户沟通对话。

开源的城市化是一种解决方案。作为一种科技创新，开源现在还与城市无关，只与相互协作的建设工具有关。但开源的方法已与城市的基层民众有了共鸣。

举例而言，每个社区的人对城市都有一些与市中心、市政府、与专家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关于他们所在地的一些知识，尽管他们都不是城市专家。想象把所有这些多样的、有特殊知识的人联接到一个开源的网络中或一种维基式的网络中，使这些信息得以传播。市政府机构可以学到很多无法轻易获得的关于城市的知识。最终，这会从社区上升到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从下往上运行的机制，导致变化和协作，产生一个被完全调动起积极性的社区和一种城市文化。

城市空间是分散的，伴随有趣的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可能会发展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交叉点。在这方面，城市的开源能让人们感到城市更像他们自己的。城市化可以在个体主动性中得到发展。作为其结果的科技形式，可能更类似于一个城市版本的维基解密网站。

你对“全球城市”的未来怎么看？

萨森：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空间的特殊性在于，不能简单地将其政治主体和实践的形成，概括为资本的物价稳定或劳工市场结构等功能需要。

最重要的是，企业的财富与权力和弱势群体同时大规模集中在全球城市，让城市成为了必争之地。全球城市浓缩了多样性。其城市空间不仅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文化影响，还连接了许多其他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特别是通过移民而来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这个变化显而易见：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只能覆盖城市的局部。

虽然企业的力量改变了非企业文化以及差异性的身份认同，从而降低了它们的价值，但非企业文化仍无处不在。如迁移社区和非正规经济就是两个实例，在纽约、洛杉矶就有这样的例子。

所有这些经济体，无论是否强大，大多占据着特定空间，虽然这些空间也是专业人士和办公楼的门卫、专业人士和保姆或清洁工交汇的重要场所。然而，城市的存在感依赖于全球化在这些城市中的特定“本地化”，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到城市空间本身产生的新的政治认同和实践。假设同一类人在另一个背景下，比如从事农业，拥有大型商业农场，则将具有不同的政治认同。

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空间上的向心性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果。随着新的权利要求形成，一个跨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局面产生了，因此一系列的赋权得以施行，尤其是地方性的权利，“公民身份”和公民多样性实践的新形式也得以确定。从许多方面来说，移民都是全球城市中非正式的公民。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会在各种人群细分中形成身份认同和忠诚，细分人群明确排斥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新的团结一致以及群体成员概念也随之而生。

作为结果的城市空间去国家化，以跨国参与者为中心的新型权利要求的形成，与其间涉及的争论共同组成了作为新型参与前沿地带的全球城市。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城市是否也是一个新型政治的场所，一个超越了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政治空间，或至少部分包含了这些内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这些跨国认同，以及跨国地理存在，是如何将自己安置在城市的物理空间上的，例如，人们迁移到传统的城市飞地或近郊圈，情况会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