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中出现了许多规划乱象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规划本身存在的问题没有重视，另外是思维、方法、利益机制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而导致当前规划的乱象。建立科学完善的规划机制，民主参与，创新规划，从而破解乱象难题

规划在城市发展建设中的龙头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并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中央对规划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地方各级城镇也都编制了各类规划并建立了滚动修编规划的机制。

然而，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出现的盲目扩张、低效开发、浪费土地、贪大求洋、千城一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规划而导致的，相反很多问题恰恰是在规划的指导下产生的，都有规划作为“依据”和“支撑”，规划对当前城市发展建设中出现的种种乱象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城市建设依据的“模板”和“蓝图”，当前的规划无论是技术成果的制作还是宣传展示的途径，已经变质为一种新的形象工程，很多出自著名规划师和知名规划机构的规划为其他形象工程得以“合理合法、符合科学”提供了背书。

之所以在规划领域产生诸多乱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年来对规划本身存在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进行认真审视，而规划在思维、方法、利益机制、学科、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则是当前规划乱象的直接原因。

城镇化发展中的规划乱象

规划编制脱离发展实际。规划编制过程中不考虑当地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发展水平、历史发展脉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基础和约束条件，在发展目标制定、参照标准选取、产业选择、设施建设等方面脱离当地发展实际。在规划发展目标方面，一些地方在潜意识里存在着“为了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必须先做大规划”的思维，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设定一味求大，而不考虑所在地区人口基数和迁徙趋势。例如自2006年开始建设的东北某市新城，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规划到2010年人口达到15万，2015年人口达到20万，但是经过7年的发展，到2013年新城实际居住人口不足10万人，远未达到规划预期。规模预测和设定的不合理也带来设施建设的浪费，有些基础设施因需求不足而中断建设，有些建成了也难以维持运营。例如由于新城发展规模不如预期，原本计划2012年底竣工、2013年初通车的沈铁城际铁路2012年起已暂停建设，并且尚无开工的时间表。在参照标准的选取上，很多规划不顾当地实际情况，盲目以国外知名城市、大城市为目标案例，一些中小城市的规划也都以纽约、东京、新加坡为参照，而罔顾它们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在产业选择方面也是“一窝蜂”，不顾当地产业发展基础和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水平以及资源环境条件，例如近年来全国各地都提出发展光伏产业、新能源产业等。

规划过度追求标新立异。一些地方政府迷信请大规划院、国外著名规划机构编制规划，追求按“国际标准”发展建设，而一些规划编制机构以概念为噱头，通过华丽的技术包装和空中才能看见的美丽图案吸引眼球，打动地方政府。两方面一拍即合，共同助长了当前规划过度追求标新立异的风气。在城市总体发展层面，“立体城市”“紧凑城市”“文化城市”“绿色城市”等各种概念轮番登场且都慢慢沦为“短命”概念，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流行的类似城市概念达40余种；在城市局部建设层面，各种概念“指引”下城市设计也层出不穷；建筑规划和设计则攀比求高，目前全球排名前10位的建成高楼中，我国有5座，正在规划建设的高楼高度也“屡创新高”，建筑外观上求新求奇，我国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新理念”“新风格”的试验场。

为形象工程提供依据。目前城市发展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形象工程问题，如新城新区、CBD（中央商务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体育场馆、歌剧院等都有规划作为依据。例如，山东某县级市，城市新建道路宽度基本在30米以上，道路两侧还设有5-10米的绿化带，不仅要付出高额的建设费用，而且还要负担每年的养护费用。规划没有发挥集约节约资源、提高发展效率的应有作用，反而沦为为这些形象工程浪费资金、土地提供合法依据的工具。而一些不计成本的形象工程更对整个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大同市城市改造规划从2008年开始实施，到2012年城市建设累计投入资金达1000多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五六百亿元，而大同市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仅有六七十亿元）。2013年起由于城市主要领导人的变动，更由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城市改造计划陷入较大困境。

本身成为形象工程。规划越来越脱离指导发展、规范建设的本职功能，而沦为对外宣传展示的工具，到各地考察听规划汇报、参观规划展览馆已成为一种固定模式。近年来全国各级城镇都开始建设规划展览馆，而且存在竞相攀比现象，地级市建规划展览馆耗费上亿、县城规划展览馆投资上千万已是常态。例如，2011年某省规定78个市县都要建规划展示馆，该省某市财政收入仅120多亿元，为建成1.88万平方米的规划馆就投资了1.3亿元。各地规划展览馆竞相通过大型沙盘模型、4D展示片等声、光、电技术追求对外、对领导展示当地政府宏大战略蓝图的效果。而另一方面，由于运营维护成本高，很多规划展览馆限制一周中开放的天数，有领导考察时则临时开启，所谓对市民开放以增强当地居民市民意识的作用仅存在于理想中。规划，藉由其宣传展示手段，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成本与社会收益不相称的形象工程。

规划领域乱象成因

规划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仍然以计划经济按计划层层分配指标和目标的机械思维为主导，而空间规划则局限于建设部门的工程技术规划方法，规划设计不考虑经济社会成本，热衷于建立和套用全国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每级政府都不甘落后，产业目标求全求新，经济指标机械按照中央标准层层加码来进行“落实”：国家提出“十二五”期间GDP增长7%的预期指标，31个省、市、自治区提出的指标则无一低于8%，其中目标设定为10%以下的只有7个；江苏省设定了“十二五”期间10%的GDP增长目标，省内13地市设定的指标除无锡与全省目标相同，其他全部高于全省目标。土地利用规划恰恰相反，成为逐级落实上级下达指标的工具。例如，吉林省某市在规划研究阶段提出全市建设用地总量在2005-2020年期间增加10万公顷，但上级实际分配的指标仅4万公顷，最后规划编制过程演变为落实上级下达指标，并进一步向区县分解指标的博弈过程。

规划编制机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规划编制机构多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有些已经完全市场化成为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着自身的经济利益诉求，同时还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目前规划收费又主要以规划面积和人口规模为依据，因此努力做大城市规模成为规划编制机构和希望“以地生财”、彰显政绩的地方政府之间共同的追求。例如西部某省会城市提出规划建设3个新区（规划人口总计700万，规划用地总面积为860平方公里）和5个新城（规划人口总计280万，规划用地总面积为407平方公里），新区新城总规划建设总面积达1267平方公里，而2011年该市建成区面积仅162平方公里，总人口439万。在这样的“大规划”中，规划编制机构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没有能够提出或坚持理性判断，没能起到为政府正确决策提供专业意见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