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生于北京，1985年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留校转而研究社会学，成为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中坚力量之一。1999年加盟清华大学。

他长期关注社会底层，是国内最早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学者之一，主持了“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等多项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结构有着“倒丁字形”的论断，呼吁恢复“八级工”制度，让“有技术无地位”的农民工能够进入中产阶层的队伍。

近年来，北京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给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带来巨大压力。

如何化解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怎样处理好外来人口问题？本报记者对话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井盖下生活的人，明明家里有房屋，为什么还要继续在这儿生活呢？很简单，因为在这儿能挣到钱，回到村子里就挣不到。可见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发展太不平衡。”

记者：北京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人口压力？

李强：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城市相比，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发达国家已经度过了城镇化集中发展的高峰期，走到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例如在日本，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收入水平可能差不多，甚至因为农产品补贴等，农民的还会更高些。这种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压力自然就不会那么大。

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虽然整体发展很快，但区域的不平衡程度没有降低，甚至还比之前更高，城乡差异也仍然很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而北京的发展尤显突出。作为首都，这里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各项资源都很多，面临的人口流入压力自然就比其他城市大得多。就像被报道的井盖下生活的人，明明家里有房屋，为什么还要继续在这儿生活呢？很简单，因为在这儿能挣到钱，回到村子里就挣不到。可见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发展太不平衡。

记者：但控制人口一直是件敏感的事情。

李强：是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政协委员提出过“设门槛”，前一段时间还有人提出“考试”，马上就引起公众很大的反感。毕竟目前真正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口也就1200多万人，还有大量想拿而没有拿到户口的人，如果设置的障碍太多，门槛太高，那社会上各种抱怨和不满情绪肯定会很强烈，舆论压力就很大。所以北京市政府确实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毕竟从根本上来说，这并不是北京自己造成的，而是全国发展不平衡给它带来的一种压力，短期内很难靠北京一己之力彻底解决。

“如果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市场规律的话，倒也好办，但问题在于，过去实行了极高的政府补贴，给公共交通降价，现在政府发现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人满为患，再想通过提价来缓解，难免就会引起不满。”

记者：流动人口的问题最近几年越发突出，之前似乎没有那么明显？

李强：在对待流动人口这个问题上，无非就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两大手段。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机制逐步确立，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这是基本规律，所以，人口流向大城市的趋势迅猛。

从政府干预看，2003年“收容法”的废止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政府曾经用强干预方式控制外来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府当时有关于外来流动人口的9个文件，收容法废止了，这9个文件也就都作废了。今天看，收容法对于农民、农民工确实是有失公正的，侵害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利。当然，自此之后，给北京市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怎样适应新的形势与局面，创新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体制。

记者：那么，市场调节手段效果如何呢？

李强：从道理上来说，市场调节肯定是个好办法。所谓市场，是多元的：有商品市场、服务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个市场互不匹配，甚至互相冲突。劳动力市场放开了，于是劳动力大量涌入，而其他要素的配置又不尊重市场规律，于是，机制之间互相冲突。

比如，北京公共交通的价格非常低，当然这本来是为了照顾老百姓，但与市场规律扭曲太大。如果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市场规律的话，倒也好办，但问题在于，过去实行了极高的政府补贴，给公共交通降价，现在政府发现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人满为患，再想通过提价来缓解，难免就会引起不满。你问老百姓，是涨价好还是降价好，老百姓当然会告诉你降价好。所以可见，限于以往的政策，现在再想利用市场来调节，阻力也很大。这也提醒我们，以后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至少不要跟经济杠杆相违背，否则结果会很难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