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想到北京来，你怎么能不让他来呢？所以现阶段应当调整思路，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管理水平，而不一定是单纯控制人口的思路。”

记者：这么说，目前控制人口的办法都很难奏效？

李强：目前控制人口的办法确实都不是很有用。你本来不是说想要控制住人口吗？可现在实际上，你是控制不住的，传统的办法不行了，新的办法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到首都北京来，你怎么能不让他来呢？所以现阶段应当调整思路，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管理水平，而不一定是单纯控制人口的思路。

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这个目标很对，但要看到自己在管理水平上和真正的世界城市差距还很大。因此，要多找找自己的问题，不要一味地抱怨是人口多造成的，把问题推到一个短期内谁也控制不了的因素上去。历史既然已经进步到现在，就应该多从管理服务上想办法，提高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例如公共交通拥堵，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水平和设计思路存在问题。东京有3000多万人口，北京也不过2400万左右，东京地铁每天的吞吐量比我们大很多，地铁出入口多，几分钟找到一个出入口是很容易的，不同地铁线路换乘方便，地铁时间准确，高峰时间分成快车、慢车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目前对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不得力，可以看到两种极端的做法，要么是粗放的放任不管，要么就是粗暴的运动式拆迁。”

记者：具体在流动人口方面，存在哪些管理问题？

李强：目前对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不得力，可以看到两种极端的做法，要么是粗放的放任不管，要么就是粗暴的运动式拆迁方式。有某一个村庄，原来是放任不管，后来因为“蚁族”问题，引起上层关注，于是采取大规模拆迁改造的方式。外来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拆迁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居住问题，他们无非是再换一个地方去住。你把一个流动人口聚集区消灭了，周边好几个聚集区又兴起了。因为他们只能承担的起这样的租金，人为地去干预他们，又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肯定会积累矛盾。

群租也是同样道理，即使把城区里的群租都消灭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大量涌入的人口还是会找到他们新的生存地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使他们的生存条件更为恶化了。因为他们之前所生活的地方可能还相对比较便利，把他们打散以后，他们可能就不得不跑到城乡结合部去了，而这些地方管理又失控。你以为解决群租问题是一个正向的目标，但最后的结果不一定真能实现，反而还可能造成更多地方私搭乱建，甚至连安全都更没有保障。

记者：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普遍比较混乱，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李强：并不是说外来人口多了就一定是混乱的，这里还有管理水平的问题。北京目前在基层管理上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内城东城西城，号称网格化精细管理，的确，你到天安门、王府井等地方一看，那里管得真是井然有序。但只要出了城区，到城乡结合部，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这些地方管理上的漏洞比较多。

事实上，广州以及整个珠三角，他们外来人口的比例比北京还要高很多，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这些地方还是创造了很多新的体制、机制，有些值得北京学习。

记者：除了“城中村”，在“动批”、大红门、十里河、新发地等地也聚集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最近有消息称，将启动对这些地方治理的前期工作，并开始研究本市多个小商品零售市场的整治和外迁，对此您怎么看？

李强：对于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地的外迁，我觉得还是要认真调研，采取谨慎对策。单从北京角度来看，确实希望在这里的人口都是为北京市服务的。而这里的服装市场等，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不是北京市民，这些地方基本上成为商品集散地了，所以从北京的角度看，确想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但反过来，市场的形成一定有它的规律。我们过去简单地进行政府干预、大规模拆迁改造，效果未必好，比如大量投资去建市场，结果最终反而衰落了；有的地方刻意去造城，最后却成了空城。

所以，在拆迁改造这个事情上，还是要多做一些调查研究。比如对整个市场的来源、流量、人口等进行细致分析。另外，也要做好安顿，要考虑这个群体的生活会发生什么转变，他们会不会有生计问题，会不会多年的买卖毁于一旦，甚至这里面还有承租合同等法律问题，也不可能简单地用一纸文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