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不仅是个时髦的词汇，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往哪里走，我们的钱往哪里投，甚至直接关系到我们轰轰烈烈的春运何时退潮。要深刻理解城市化，就需要我们系统深刻的理解什么是城市化的本质，什么又是“伪城市化”的陷阱，什么是全球城市化道路的共同逻辑，什么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特色与制度缺陷。

2013年12月中旬，在辽宁沈阳举办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东北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改革家周其仁面对台下几百名政府官员、企业家与高管，如同向EMBA学员授课一般，以连续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与答疑，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系统的阐述。

中国为什么大马拉小车

周其仁首先从城市化趋势的历史大发现开讲。

城市化这一现象的发现与研究始于英国18世纪初，当时，多数信教的英国国民从孩子出生、结婚，到死亡均在教堂举行相应的仪式和登记。然而，当时伦敦的调查显示，很多在伦敦举行葬礼的人并非出生在此地，顺着这一线索，当时的人口学家调查发现，这些人出生于远离伦敦的小城镇，到伦敦谋生并最终在此去世。城市化现象的研究就此拉开了序幕。当时英国的城市化率为18.7%。然而，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城市化率迅速蹿升到30%，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显露无遗。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比作一辆车，工业化比作一匹马。那么，全球的数据都是小马拉大车，独有中国是大马拉小车。“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美国和法国都是4.1，英国2.09，德国2.54，日本2.48，俄罗斯是全球平均水平1.97，南非1.38，印度1.15，中国是1.09。”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化指数已经较高，占整体GDP的45%左右，而城市化率却只有20%。相对于工业化而言，城市化率的滞后成为一个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工业化的产品都去了哪儿，中国这匹大马干什么去了？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中国制造”为全球供货，而没有完全服务中国本土的市场和城市化。

城市化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吗？

中国这种大马拉小车的根本问题在哪儿？答案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十分明确了，没有城市化作支撑，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比例难以改善，即产业结构调整不好，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使我们过于依赖外需，危机一来，经济大幅下滑，社会都面临维稳的压力。

那么推动城市化不断提升是必由之路吗？接下来，周其仁教授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各发达国家最终都是经济和人口都高密度地集聚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城市群中。

大城市和城市群为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周其仁看来，城市化有几个不可替代的动力。

一、由于城市集合了人口的同时，也集合了更多需求，所以容忍或鼓励较高的分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二、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使得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投资成为可能，“每平方公里100个人，土路面就可以，因为走路的频率很低，每平方公里2万人以上，就需要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路面要有下水道，要有分工。”这样，城市人可以共同分享基础设施。

三、知识通过分工不断更新，总量大大提高。知识“都是在对撞环境下生产，有质量都很高的人不同的想法聚到一起才能产生”，。而“人们头脑里的知识、技能、应用，现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

四、“分工越高，发展越快，技术进步的频率与产业更新的频率也更高，很多旧分支迅速被淘汰，同时新的分支迅速崛起。”而城市，应当是多样化的集合，至今活下来的城市中都是多元化的，类似于纺织城、汽车城的单一发展模式是非常危险的。

也正因为有着这些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承受拥堵、污染、等代价源源不断拥入城市，不断聚集，不断推进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的问题出在哪儿

既然城市化存在上述诸多收益，第二个问题也便接踵而来，为何中国城市化率滞后多年？乃至于19世纪初英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之时，中国的数值低至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