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六大任务，第一，推进农业转业人口市民化；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第三，建立多元资金保障体制；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中央经济会议与中央城镇化会议接连召开，一方面显示出中央对未来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同时将新型城镇化建设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另一方面，两会的“套”开，则彰显中央提高行政效率决心，避免“文山会海”占用太多时间，消耗过多的精力。这也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高层改革创新的决心。

新型城镇化第一条任务即为“农业转业人口市民化”。这一点与市场判断相比，更加具体化，就是让“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有能力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农民，转为市民。”这个将涉及到户籍变迁、土地权利的重新分配等。简单的、原有的“农民变市民”并不能标榜为新型城镇化，也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农民变市民后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才是突出新型城镇化亮点的地方。这并不容易实现，因此新型城镇化也并不是在未来一两年内就能实现的事情，五年甚至十年都有可能是其落实所需要的时间。

城市化与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是有区别的。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国外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是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贫民窟、城市环境恶化以及后来的逆城市化现象等，之所以出现环境的极度的恶化与当时人们狂热的追求经济发展，不顾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有关，“先污染后治理”让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一般讲吸取经验和教训，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存在明显弊病的发展之路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是到自己发展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适当调整。新型城镇化的“新”就体现在这一方面。国内特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交通、自然环境、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都十分紧张，随着而来的交通拥堵、绿色植被减少、空气污染等司空见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房价、雾霾天气、医患冲突等时不时的刺激人们的视觉神经，而这背后原因的更应该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思考。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指出，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发挥户籍制度的作用，通过户籍制度来调剂人口、分流人口，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聚集。这是新型城镇化的一大亮点也是政府做的一次尝试。行政手段并不是没有效果，只能说有没有起到政策原来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提高大城市落户门槛后，总有部分人会在大城市待不下去，因为没有当地户籍，买房、买车、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都困难重重。久而久之势必会重新选择就业、生活居住地。从而向二线、三四线城市转移。

就目前来看，这种情况下，最先离开的还不一定是城市最底层的人们，比如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处在大城市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就没有希望或许也不太想在户籍上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因为当前土地制度改革还不彻底，放弃农村户口意味着他们就要失去原有的土地，这对大部分“候鸟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来说，风险太大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冒这个风险。因此，城市户籍反而对农民的约束力和吸引力并不强。

现实很残酷，那些可能不够足够优秀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大学毕业生可能会被迫选择离开一线城市。因为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选择的权利，有自由移动的便利，有改善自己的心愿，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心理，当然也不排除有相反的想法。

改革、创新、发展不可能兼顾到各个方面，新型城镇化也会有成本支出，收入大于支出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个人理想、社会公平在行政手段过滤后的“市场化”的情况下比较公平也比较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