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肖松鹤

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如果坐火车走沪杭铁路，透过车窗你会吃惊于沿线的乡村景色：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园，绵延不断的小洋楼，而且每幢楼顶上都会有个尖尖的金属装饰物，上面还串着大小几个球。据说，球越多代表这一家财富越多。

这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乡村景观。从上海向西南往嘉兴杭州，向西北往苏锡常地区，经济高度发达之下，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城乡一体化，在这里得到非常全面的体现，但又显得自然而然。城乡发展的经验也被总结为“苏南模式”和“浙北模式”。

但从上海向西近千公里的鄂西地区，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鄂西第一城宜昌市往北，这里地形复杂，丘陵密布，交通极为不便，土地撂荒严重，而农地又大量被占，以满足在这里建设的工厂以及攫取磷矿的资本。所以这些，让这里似乎与城镇化浪潮隔绝开来。农民只有外出读书或打工才能感受到眼下在进行的城镇化运动。

再往西五六百公里，则又不同了。这里从成都到重庆，正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试验。2007年，国务院成立成渝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这里城乡改造的脚步从未停歇。成都的老国营工厂因为城镇化向外辐射需要让步土地，重庆巫溪县白马村的城镇化建设，甚至引来外媒前来采风。西方人震惊于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取名《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地方》。

这是在中国同一纬度附近不同经度上的现实情形。这三种城镇化的形态，处在三个发展阶段。但必须直视的是，它们同在中国，同属于一个大时空之下。这三处体现的，不仅是城乡差距，更是地域差距之下城乡差距的反映。

2013年即将走完。在这最后一个月里，人们纷纷抱团取暖，既为过冬，也为团结一些力量，做一点事情。在中央层面，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明年的政策方向，为月内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基调。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会在月内召开，部署明年初的一号文件。

除此之外，经历今年一整年的难产后，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也在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于是，更多的政策预计和推测纷至沓来。但指向的改革核心目的，则是实现人的城镇化。

无需赘述，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达到多少比例成为量化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但中国，经历几十年造城狂飙运动的过程中，却将城镇化概念置换成城市化，优先发展大城市，然后逐渐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形成几大城市群，成为主流的推进思路。

结果我们都感受到了：晴天之下北京雾霾不散，长三角也加入进来；数以亿计的打工者和大学生涌入一二线城市，寻求个人的梦想；拔地而起的楼盘以无数的征地换来，却只留下一堆钢筋水泥，没有肉体和灵魂注入其中；等等。

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天生就具有资本集中与再生产的能力，如果没有良性的政策引导而任由发展的话，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只会进一步吸取周围的资源而膨胀自己，而非辐射开来达到均衡的共同发展。

结果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城市病最严重的国家，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数量与人口均为世界第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成为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难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大城市的建设，因为大城市吸纳能力强，单位面积产出高，因此要引导农民纷纷进城，这样中国城镇化率很快会达到70%以上，实现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问题是，谁能想象10亿以上的人口都聚集在有限的城市空间？这是西方都从未有过的经验。

这是对城镇化的误读、对西方经验的表面化处理进而造成的后果。如今，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了。

回到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我们看到，文件将城镇划了四等，并规定了不同的落户限制：建制镇与小城市全面放开，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大城市要合理确定，特大城市(北上广深)要严格控制。

这是对多年以来优先发展大城市政策的一次及时的政策调整。之后针对四类城镇不同政策细则的完善，加上各种配套政策的落地，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城镇化究竟会是何种面貌。这也是让中国在城镇化上无论从量化指标还是人的城镇化上，都达到现代化的路径。它们符合国情，符合亿万民众的现实诉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城镇化的形态是世界上所不曾出现的。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但与自身相比是新的，与人类的城镇化历史相比，也是新的。

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再到城乡一体化，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巨变的城乡关系中的主路径。城市化或大城市化，已然成为也必须成为过去时。以成渝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则是进行时，而城乡一体化，经过再一代人的努力，是中国要去实现的完成时。而其中的无数项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