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必亮：从规模研究转到机制研究，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但当时研究城市机制的人很少，大量的研究还是聚焦在规模问题上。

研究大都市区 探索“区域一体化”

第3阶段

区域

从1989年到1992年，我开始研究大都市区问题。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我在当时提出，西部落后地方应该集中发展大城市，中部地区重视发展中等城市，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看法。

华西都市报：在机制问题研究之后，对城镇化研究有了哪些深化？

胡必亮：从1989年到1992年，我开始研究大都市区问题。那段时间正好在国外读一个区域经济的硕士学位，是由位于曼谷的亚洲理工学院与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区域规划系联合举办的一个硕士项目。

当时我提出了几个思考的问题和方向：

第一，区域一体化里要有城市体系的概念。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本身就包括了要有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等各具不同规模的问题，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就是，在这个体系里，缺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

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讲城市发展方针时，就特别强调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就有些片面了，并且有“一刀切”的倾向。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城市发展的重点也就不相同，比如说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很发达，农村也很发达，不足的是处于中间的小城镇和中等城市不怎么发达。所以费老在苏南调研后，就提出了要发展小城镇的问题，这是有道理的。但在西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资源十分有限，可能发展的重点首先还是要注意培养1-2个增长极，以有限的资源集中发展少量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培养起来之后，它对周边就会产生辐射或带动作用。我在当时提出，西部落后地方应该集中发展大城市，中部地区重视发展中等城市，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看法。

第二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要实现）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就是通过发展大都市区来实现。

华西都市报：现在各地所提的城市群概念，和此前您研究的大都市区和区域一体化是一种什么关系？

胡必亮：首先，城市群和都市区的概念存在一致性，根据我的研究，这是一种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方式。如果很多城市积聚在这一块，处在中间零星的农村地区很快就城镇化了。城市群覆盖面积大，生活质量高，区域之间互相融为一体。

第二，城市群是国际上发展的一种趋势。美国总人口的60%以上目前都是居住在城市群或城市带里的。日本也是，欧洲的城市群有些还是国际性的，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德国的鲁尔区，囊括了几十座城市、几十所大学。

第三，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相对来说也低。如果建一座城市，离得太远，成本就很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搞城市群，或者都市区，可以集约使用一些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

新型城镇化 首倡“六位一体”框架

第4阶段

新型

我提出了这个“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的初步分析框架，就是我现在对最新的城镇化的新认识。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体系，这其中市场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

华西都市报：此后就进入到新型城镇化研究阶段？

胡必亮：对。因为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镇化，所以必须创新出一条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这样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新型城镇化。

华西都市报：那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呢？

胡必亮：关于新型城镇化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现在不少人高度将其概括为一点，称新型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我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提出了“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体系框架。

华西都市报：具体哪“六位一体”？胡必亮：“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指城镇化这个大系统至少应包括六个子系统：自然资源系统、经济增长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社会发展系统、空间结构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

首先是资源的有效利用，即资源的集约利用。我举个例子，深圳的土地面积接近2000平方公里，是香港土地面积的近两倍。结果是，深圳的土地现在几乎都用光了；而香港目前只使用了其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香港把更多的土地储备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地释放。

第二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果不可持续，到最后就是个灾难。比如说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制造中心，现在大部分都衰落，她们曾经都是世界级的制造中心。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不断地提升、调整经济结构。反过来，再看看德国的鲁尔区，第一代产业是煤炭，第二代产业是钢铁，煤可以用来炼钢嘛，有了钢就可以进入第三代而发展汽车产业，现在第四代产业全是高端服务业，如教育产业、创意产业、设计产业、传媒产业、环保产业等，整个地区的城市，几代产业的发展思路非常清晰。我们有多少城市做到了？

第三是环境的友好保护。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城市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源头。

第四位是社会的公平和谐。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户籍制度，应该彻底地、尽快地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第二个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包括农地转化为非农地、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等问题，关键是要政府不要与农民争利、国家不要与集体争利。三是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新型城镇化不是少数人的城镇化，而应该是所有人追求共同富裕的城镇化之路。

第五是空间结构要合理。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也是城镇化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六是智慧城市创建。这是城市形态的转型，全面转向智慧城市，能减少资源使用、减少污染，信息化在中间的介入非常重要。比如说传统农业智能化改造就变成精准农业；所有的服务业，都是可以智能化的。

过去

研究城镇化就像“盲人摸象”

华西都市报：城镇化研究，从“规模”到“机制”到“区域”再到“新型”，是不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

胡必亮：城镇化研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深化、不断探索的过程。

过去我们对城镇化不理解，研究城镇化就像“盲人摸象”。有人摸到象的耳朵了，就说这个象是一把扇子，有人摸到象的腿了，就说像是一个柱子。

我自己的体会最深了。我本科是学经济的，因此最初我研究城镇化问题时，基本上就将其概括为是个经济结构问题。后来我读区域规划硕士，因此就知道城镇化也是一个区域规划问题，于是就将城镇化更多地理解为区域一体化；再后来，我读了博士，是学制度经济学的，这个时候就明白了城镇化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问题，涉及到制度公平、土地产权等制度、社会问题，等等。后来，我又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又知道了中国的城镇化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

我研究城镇化整整三十年，也是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的30年。三十年四个阶段，从规模到体制到区域到新型。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自己都参与了。

人物名片

胡必亮

探讨中国城镇化研究历程，胡必亮教授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学者，因为他几乎参与了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研究进程的各个不同阶段。

1989年春节后第一次出现“民工潮”，他就和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冒着春寒守在北京火车站的门口，对来来往往的农民工进行采访调查。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开始从小城镇问题的视角逐步转向更加关注中国城镇化的“机制问题”。

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胡必亮先后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和维腾大学以及美国哈弗大学等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学习深造，还曾在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研究部做了两年半的经济官员，在法国兴业银行证券做了四年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兼该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对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实地研究和学习，并结合本土的研究，不断地丰富了自己对中国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