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酒瑞：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压力型体制。该体制下的地方官员，其荣誉和升迁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决定的。要赢得上级政府官员的赏识或重用，就必须创造更多更大的政绩，其中GDP是最硬的政绩，而造新城正能够最直观、最立竿见影地创造GDP。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违背客观规律、偏离民众需求的“造城”之风，甚至不切实际的圈地造城、围海造城、削山造城现象，也就不难理解。这都是发展中的形式主义。

由此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为：城市建设大面积铺开的同时，农业用地在大幅度减少，这可能危及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甚至出现非法强征强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诱因；超越规律的城市膨胀，伴随的是脆弱或空洞的产业布局与供给严重不足的公共服务，不可避免的出现“空城”“鬼城”，造成资源的严重闲置和浪费；不切实际的城市开发，还可能透支政府财力，引发政府债务危机。总之，这种 “造城”运动，是城市建设中急躁冒进、虚火过旺的表现。

匡贤明：不少地方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把新型城镇化又简单回归到以土地扩张为简单手段的、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道路中。这种“造城”运动会带来的危害有：加大地方债务风险，对于短期回报预期有限的新城，各地的操作大多由地方政府承担大量的前期投入以及通过融资平台提供相应支持，这些有可能加大地方债风险；难以有效调整产业结构，造城的实质仍是发展房地产，对其他产业带动作用有限，等等。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主持人：“造城”虚火症该如何诊治，怎样实现真正有质量的城镇化？

杨国英：整治当下正在兴起的“造城”乱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应强化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对于地方债务率偏高的城市，必须设立警戒红线，不能任其盲目造城进一步推高债务。其次应对建筑用地严格审批，对于部分规划面积超大的新城建设，必须对其尽快压缩或叫停。

发展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一要做到硬件适度，对其规划和实施，必须尽量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吻合；二要做到软件到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应将当地的户籍制度改革适当前置，并且还应加快当地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制度改革，否则极易给新型城镇化建设造成巨大阻力，以及潜在隐患。

匡贤明：从现实情况看，政府对城镇化过度热情，政府主导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市场引导的力量。实现有质量的城镇化，当务之急是扭转政府主导城镇化的倾向，把城镇化建立在市场引导和真实需求的基础上。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政府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制度上，尽快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比如，采取措施，着力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上官酒瑞：整治造城“虚火症”，最根本的是要撼动其体制根源，可行的是改变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政绩考核机制。干部的考核不能再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同时，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中嵌入自下而上的民主制约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官员在城市建设中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倾听群众呼声、尊重民众意愿，满足民众需求，让城市成为更好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味地铺摊子、造空城；对在城市建设中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的领导干部要实行责任制，且要终身追究。 [返回光明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