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城市？富人的城市？

很多去过里约热内卢的人会看到，这座拥有世外桃源般快乐的城市，除了有美丽的海滩、古老的建筑和通常无可挑剔的天气，还是一座100 多万拥挤在破烂不堪的棚屋之中的城市。当你从伊帕内玛海滩上向周围的山顶望去，将会发现一些大煞风景之处——这些惊人美丽的山上，到处都是贫民区和棚户区。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曾说，“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他很早就了解到观察一个城市的特性中贫民区和富人区的两面。而城市化真正要解决的，正是城市贫民问题。

在中国，秦晖提到前几年学者们曾对是否有贫民窟话题产生过巨大争论，“实际上中国不仅从来就有贫民窟，以前叫‘棚户区’，而且贫民窟居住权是一种市民的特权。”

秦晖举出典型的城市贫民权利被侵犯的例子：“如果市民住在棚户区，要改造棚户区就要解决安置和补偿问题，可是农民或者说外来人口是没有的，他们随时可以被赶走。前几年很多城市都出台过把这些人赶走（的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居住权。”

“包括很多地方搞‘城中村’改造，已经逐渐提高了对原村民的补偿，但是实际上很多棚户区现在都是租出去的，住的是没有居住权的外来居民——城乡结合部改造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是这部分人，所谓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这些比户籍农民多出十几倍的人——现在按照所谓的‘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的原则把他们无条件驱逐，

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残忍的做法”。

蔡昉进一步解释，“如果没有贫民进城，提供新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就没有什么城镇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在于看未来是一个百分点还是一点四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而是要看是不是把2.5亿（的进城农民）真正变成了市民。”

一些人在担心，随着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工大量进城，中国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出现像美国一样的情况，富人纷纷从城市中心搬去郊区？秦晖直言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实际情况是，中国很多的大城市靠下一级政府创造的财政收入上缴，把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却不愿意外来人口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市长反对，所有的城里人都会反对，因为不愿意和农民工，衣衫褴褛的低收入、低素质的农民居住在一起。

前段时间美国城市底特律破产的消息被大量关注。底特律似乎提供了一种负面警示：政府因投资减少、富人和大企业纷纷离开而无力负担公共财政倒闭。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隐忧，加上农民工城市化的未来负担，有人担心中国政府会否蹈其覆辙。

对此秦晖反驳部分精英持有的是穷人进来逼走富人导致的观点，强调“中国现在还处在驱赶穷人的阶段”，与底特律的城市化危机根本截然相反，并向主持人强调“事实只有真和假，没有感性还是理性之分”。

李铁同样对这个事实感兴趣。他解剖中国的城市基本上靠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解决财政，地方招商基本是零地价负地价，这在世界上前所未有，一边开发房地产来解决政府收益，一边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每一任政府摊大饼摊出去，都按这种模式走的时候，那就面临着击鼓传花传到哪里去的问题。

他进一步分析，高等级城市辐射全国辐射全省，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问题出在三线城市收入水平不高的地方，它的辐射能力弱，击鼓传花摊到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面临着崩盘。“为什么这次地方政府特别希望中央政府在城市化政策上，给他们解决项目投资，就是希望解套，他们寄希望于两个，一是解决更多融资，二是给予更多土地，用土地变现来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

底特律危机的启示

是鼓励现有城镇化模式继续下去，同时弥补一些公共服务欠账缓和矛盾，还是冒着一些地方房地产和相关行业可能遭受崩盘的危险，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圆桌争论难解难分。

刘晓光从城镇化改革中嗅出房地产的机会，“城镇化除了农民的权利、生活方式的问题，很重要的是物质形态，没有物质的东西怎么建设？小城镇建设60% 是物质的城镇，而且不是一万、两万，可能是几万、十几万，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主持人同样为房地产高歌猛进唱赞歌：“未来的北京充满了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够在万柳一带看到每平米15 万的房子，三年半以后我们能够在丰台看到每平米八万的房子，大概17 个月以后我们就能够在通州看到每平米三万二的房子，望京很快就要出现每平米八万块钱的房子了……我们真是为这个伟大的价格公式感到欣慰！”

外国媒体预测，到2025 年，中国预计会出现15 个平均人口2500 万超大城市，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都让世界瞩目。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但是上述预测都基于行政权力主导下，进行的房地产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毫无风险的前提下。有企业家提出，现有的城镇化思路可能未考虑到，15 年后中国老龄化程度将非常高，将来人口的迁移要发生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养老可能不会在高等级城市。现有的资源配置错位加大了三、四线城市面临的崩盘危险。

李铁分析，面对地方政府的破产风险，中央的态度明确是通过融资体制改革解决。现在地方财政50% 来源于土地出让金，50%来源于融资，融资来源于未来的土地出让金的预期，土地出让金制度牵扯巨大利益暂时取消不了，那么可能通过解决房购两限政策部分松绑，解决地方的债务问题。“现在矛盾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既要保稳定，还要调整结构，要改革，对政府来说确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陈志武总结，“如果结束更多制度性歧视，把政府的权力通过改革更好地关进笼子里，城镇化的问题就不至于这么艰难，发展的速度也不至于这么快，一旦城市不是独木桥的时候，更自然的城镇化过程就有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