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

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土地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大家都在讲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土地制度怎样改，有两种观点：私有化和国有化。我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比较困难。现实可行的，是先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将地方政府与土地的权力分离开来。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有比较好的经验。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农民工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需要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户籍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土地改革跟户籍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没法得到真正解决。

农民手里握着土地，不想转成城市居民，他在城市也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有农村生活经验，完全可以再回到乡下。第二代农民工，很大部分是生在城市，或者长在城市的，对农村、对农民生活没有一点认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出现了。对于这些回不去的人，有哪些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更不用说公民权了。

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是大方向

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城市化、城市升级离不开城市体制改革，请问城市体制改革有哪些着力点？

郑永年：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个大方向。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以新加坡为例，人口600万，只有一级政府。中国同样规模的城市，有四级政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有比较好的实践经验，只有区一级政府，下面设置派驻机构。

同时，还要考虑取消城市内部的各种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主要包括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城市升级，还不仅是机构的改革，还应当提升城市的附加值。在欧洲，城市越古老，附加值越高。而中国有些城市，很自豪地说我有几千年历史了，可是谁也看不到几千年历史的痕迹。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粗放的城市化，城市化要精细，从细节上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如您所说，我们有些城市是官僚的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过程大包大揽，过多地干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郑永年：一定要搞清楚，城市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官员，是政府。城市化是政府规定的城市化，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有些官僚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地现代化，不照顾传统，不仅没有创造城市文明，反而在消灭城市文明。

在成功的城市化经验中，城市化的主体是市民，是民营部门。在城市建设中，总体规划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而我们现在有些城市是小城市、大政府，社会能量很弱。当然，这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西方的城市，是指人居住的地方。而中国的城市，以前叫城池，是衙门，是官员居住的地方。现在这方面的痕迹还有。

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有城没市”，没有人气，甚至是空城。“城”可以造，大楼可以造，但“市”造不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没有以人为本，“人”字写得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