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4.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 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5.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

6.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

（二）增强农民参政和谈判能力保护农民利益

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共同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把分散和缺乏有机联系的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团结到一个共同的事业中，这是改变中国农民政治、社 会和经济地位低下的现状，增强其在交易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的必然要求。真正地保护农民利益，就有必要通过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来改变政府决策的目 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为了使社会中某些群体受益，决策者可以有计划地改变组织体制，从而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使相关群体受 益。中国九亿农民如果没有直接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在社会结构上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出三农困境。

（三）丰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产品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失衡是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共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是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核心工作。因此，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狭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最能体现公民基本社会权利 的公共服务，仅仅涵盖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广义的基本公共服务既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基本民生性服务 和公共事业性服务，还包括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的公益性基础服务和公共安全性服务。

新型城镇化的生长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必须是可持续和制度化，其着力点就是丰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产品。要改变以往自然经济条件下 形成的农村地区聚落方式，重构和优化城乡空间聚落形态，形成以中心城市、县城、重点建制镇、一般镇和中心村为核心的城乡居民点聚落体系。还要改变以城市为 主、为重的公共服务布局模式，形成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制度机制，形成以小城镇为核心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 中心服务圈。更要改变乡村地区以农事为主的社会管理模式，探索新型城乡社区的市民社会管理方式，形成依托小城镇和新社区的城乡统一协调的社会管理体制。

（四）以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国民待遇。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待遇不 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也有所表现，如选举人大代表以及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机会等。在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待遇 也不一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就必须提高农民待遇，使之尽快融入社会、融入城市。同时，尊重农民的迁徙 自由权和平等身份权。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自主权。

人的城镇化关键是人的素质提升。其路径是尽快建构“教育化+城市化”的提升国民素质的社会发展框架。中国人口多和质量差的确不是好事，但如果 能够通过若干制度保障和技术创新路径，优化人口结构和提升人口素质，坏事情则会变成好事情，人口劣势则会变成人口优势，人口大国则会变成人口强国和人力资 源强国。毫无疑问，提升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