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恩格斯曾经说过，单单是伦敦这座城市的出现便把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百倍。人口和资本的聚集，缩短了生产和生活的流程，是节约，是效率；人口和资本的聚集，增加了人际交往与互动，有助于知识互补，思维共振，激发人的创造力。城镇化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把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是“城镇化”，而当初称“城市化”。把“市”换为“镇”是认识水平的提升，也是工作更踏实、更有序的表现。镇是市的前奏，很多城市，追溯其历史，都是沿着“村—镇—市”一路走过来的。不经过镇而一步由农村变为城市的，十分罕见。

更重要的是，城镇有助于平衡发展。人与人之间在公民权上是平等的。人往高处走，谁都向往现代文明的生活。但是，全部涌向大城市，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而镇兼有城乡之所长。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把相当一部分农村变为城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不过，这条路并不是平坦大道。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是给农民带来了益处，另一方面如果处理不当也会给农民带来很多困难。谁都知道，城市里鳞次栉比的大厦没有一座是空中楼阁，无不是“万丈高楼平地起”。30多年来，农民为城镇化献出了大面积的耕地，或者说是良田。耕地一般说来，是近肥远瘦。去边远的地方造楼是不合算的，水、气、污水管都嫌太长，在近处的肥田、高产田上造建筑物红利高。因此，今天城里人脚下的红地毯，有很多是覆盖在庄稼地上的。必须指出，在推动城镇化时，一定要注意节约用地。“三产”十分重要，可农业永远是“第一产业”。“民以食为天”，万万不可忘记在粮食问题上，只有“自力”方能“更生”。

加快城镇化，有两个问题要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要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权问题。当下的进城务工人员对城镇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些四五十岁的进城务工人员，在他们的生涯中，生活在城市的时间大大超过生活在农村的时间。真正的城镇化头一条就应当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

第二个问题，是在城镇化时就要着手防治“城市病”。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不能一味地陶醉于城市的美好，还应当预测到城市常有的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隔离等多发病。我们绝不能等城市病酿成流行病再去研究，不能等“逆城市化”严重时再动大手术。早防早治，事半功倍；等病入膏肓时再求医，事倍功半。城市病有全球的共性，也有一国一地的个性。在诊治城市病方面不能搞拿来主义。可怕的是借口城市病的必然性，来掩盖自己的懒惰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