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在近日清华大学举行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青木昌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因此，青木昌彦预计，未来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是内陆地区，由于农村的就业人口仍占就业人口的40%乃至50%左右，如果这些人能够流动到城市，而且也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的话，仍然可以取得高速增长或者比较快速的增长。

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已经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对当局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PM2.5为代表的公害污染问题可能成为进行创新的契机，问题就在于政府如何去采取相应的措施。我的建议有两点，第一要建立一个严格规制公害的体制，第二要创造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竞争的环境”。

同时，青木昌彦提醒中国注意并处理好城乡统筹的问题，日本在这方面并不成功。

青木昌彦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他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他就到过中国做深入的学术考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他多次来到中国，同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切磋中国经济的走向。

农业人口占比低于20%增长将放缓

记者：新一届中国政府会将城镇化作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那么从日本城镇化的历史来看，您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对未来经济的刺激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青木昌彦：我们先看一下日本的经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这一阶段也是日本高速增长的时期，农业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相比，其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很多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再看韩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且城市化也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占到了80%以上，这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非常高的数字。中国的农业人口向其他行业、城市去转移，是以一种农民工的形式，具体来说是从自己的家乡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最后成为所谓的流动人口。而这些人呢，不仅是在城市打工，很多人已经在城市拥有了家庭，甚至孕育了子女。据说这个数字超过了2亿。这样一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也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是存在差异的。首先沿海地区就业人口之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率已经是低于20%或者是接近于这样的比例，因此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是内陆地区，农村的就业人口仍占就业人口的40%乃至5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这些人能够流动到城市，而且也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的话，我觉得在这些地区仍然可以取得高速增长或者比较快速的增长。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接近或者是低于20%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矛盾，即更多的人集中到城市后带来的矛盾会显现出来。比如说像城市的交通拥堵、公害污染问题，以及住宅保障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记者：这些社会问题，对日本的社会和国家体制产生了什么影响？

青木昌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环境公害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迫使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因此当时像东京、大阪、京都这样的大城市的领导人都是在选举之中选出来的与政府作对的在野党的领导人，实际上这也给日本以自民党为首的中央政府造成巨大冲击，在韩国也是一样，在此期间出现了军事独裁政权崩溃，从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权的政治更迭。

当然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体制都有所不同，因此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推进，现在已经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以PM2.5为代表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再如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仍然拥有农村的户籍的人口）的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非常巨大的课题。

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这些政治领袖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且也会去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

日本如何克服城市公害

记者：日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相对成功地解决了城市病的问题。而中国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交通拥堵、以PM2.5为代表的大气污染这些社会问题。那么日本有哪些可以供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