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一年级的学生《初步设计》时，心虚不安，便学着在中央大学时老师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

1948年，梁思成自美返国，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为吴良镛选中了伊利尔·沙里宁主持的匡溪艺术学院，并亲自写推荐信送他出国深造。

沙里宁在吴良镛的毕业作品中点评说：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几十年后，吴良镛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恍然一惊，自己“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

1950年，吴良镛接到林徽因的来信，说国内形势很好，催促他赶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自此，吴良镛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清华建筑系。1984年他退休，62岁，创办了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946年应梁思成之邀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天色未晚，华灯初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大前门香烟商标上久已熟悉的、端庄凝重的前门”，接着去国会街，看宣武门的城楼，后来追忆道，“这时天色绯红，群鸦飞噪，危楼耸立，气象肃穆”。

老北京城自此在他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光阴里，他的学术生涯也与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

大抵建筑师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在北京城区的设计上，梁思成和吴良镛这一对师生满怀美丽的期待。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中，认为应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在行政区以南设商业区，东部为工业区，如此文化、行政、商业、工业功能分离，各区有自己的配套设施，分散组团发展。

梁思成甚至在文章中美美地打算，“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最终采取的是苏联专家制定的、政治意味更浓厚的方案，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为了搞生产和交通，城墙和牌楼也要拆掉。

陈占祥痛心疾首：“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

既定城建方案，形成了今天吴良镛和同业者最担心的“摊大饼”格局。整座北京城以天安门为中心，呈环状不断向外扩张。旧城承担着行政、商业、文教、旅游等多重功能，住宅区只能被挤压到外面的环路，并在北部形成了天通苑、回龙观、望京这种“巨型社区”，就业与居住的不统一，使得北京城的交通压力日益深重。

与此同时，旧城风物痛遭损毁，吴良镛为此很难过，“如果等到‘面目全非’之日才真是悔之晚矣，就此而言，对保护‘永远不能认为太晚’。”

“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吴良镛认为，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1979年，吴良镛等人提出，“从单中心集中式城市结构过渡到多中心开敞式城市结构，是当今世界大城市结构发展的趋势；即将集中的市区分解成片，各片相对独立，有自己的重心，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同心圆式向外发展，而是呈带状沿着几个方向自由发展。”其核心理念仍是恩师梁思成的分散区域发展。

让吴良镛担忧的何止“摊大饼”。与周遭环境毫无融入感的摩天大楼、巨型建筑，同样令他激愤。在他看来，北京的特点是一座“平铺式城市”，平易近人，有大片水面，城中亦可远眺西山、近观景山，人与自然十分接近。然而旧城内相当多的高层“败笔”，使北京城的天际线遭受了破坏。

“中国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官意志在建筑的发展里面是很强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不乏真知灼见，贵在平等的交流和讨论。”作为学者，吴良镛坦承搞建筑非常难。“虽然我自己设计的房子不多，但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栋房子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有些精力不在建筑本身，而在面对某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你如不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的话，就停摆了。”

2006年，已是84岁高龄的吴良镛带领团队，开始筹备一项以北京旧城保护为平台的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后名之为“北京2049”，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城市发展作为研究平台，探索合理、前瞻的城市空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