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儿胡同”，诗意栖居的代表作，正是梁的学生和继承者吴良镛在北京四合院基础上设计出的现代民居。

1987年，菊儿胡同是积水、漏雨、杂乱无章的典型地区，吴良镛受邀设计改造。他的“有机更新”理论认为，住房是城市的细胞，新建房应自觉地顺应城市的传统肌理，于是有了“类四合院”，既保留了天井、院中的老树，又能容纳更多住户。房屋为白墙黛瓦，错落别致。

吴良镛非常留意娱目之景：在坡顶修建楼阁和平台，可远眺景山、北海、白塔；在院中配置不同姿态的树种，使院落小景丰富有变；甚至楼阁的高度不一，增加建筑群轮廓线的变化，屋顶亦因此有了韵律美。

如今住在高层小区里的北京人，是无法享受到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了。菊儿胡同里的人却仍可坐拥旧时的景色——

“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

1993年，菊儿胡同改造项目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一时间名声大噪。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菊儿胡同修建了两期之后即告终止。

关于菊儿胡同的争议也很多。有的人认为，以该地段的重要性而言，菊儿胡同第一期标准不够高。也有人基于对当时中国普遍经济水平的估计，说菊儿胡同标准太高，没有价值、没有典型性，别的地方盖不了。吴良镛认为这是“地产商”的思维。

旧城改造涉及的产权、造价、拆迁等各方利益问题本已很复杂，当政府和房地产商涉入其中时，吴良镛追求的美和舒适，甚至对老北京城旧有肌理的重视，渐渐被房地产业片面追求高容积率的声浪淹没。

“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而只是探索了一条传统建筑改造的路子。”吴良镛说，“据它的条件、根据当时的问题，能够在当时当地的环境里得到发展、创造它的特色，这是我追求的。”

在碰撞与矛盾中

2012年9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多功能厅内挤了二百多名学生，他们是冲着吴良镛老师而来的。

残暑未退，围堵在门口的人照样被笼罩在呼呼的热潮中。下课后，吴良镛在两三位亲友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走出教室，被人扶着上厕所，坐进专车，离开。这个过程是如此地漫长，让一群紧随其后的旁观者不得不小心调整自己的步速，甚至呼吸。

为学生讲授《人居环境科学概论》第一节课，是这位90岁老人至今未变的惯例。

自1946年受梁思成之邀回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66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

吴良镛第一次见梁思成，是1945年初春，他从云南滇缅边境复员回到重庆，有人带信说梁思成请他帮忙画图。8月15日，日本投降，“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被撤，吴良镛工作结束。

两个月后，梁思成请他在新办的清华建筑系里任助教，吴良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新设的建筑系在水力楼二楼，只是几间空房子，除了教室、图板、画图凳，什么都没有。吴良镛和梁林等人一起“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地将建筑系“抚养长大”。

晚年的吴良镛曾撰写长文《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详细记述了他和梁思成、林徽因相识相知的故事。吴良镛初到清华园时，与别人合住甚是不便，林徽因便让他住进金岳霖在工字厅的房子里，有配套的家具，让这位甫入清华的小助教感叹，“竟是教授待遇！”

吴良镛回忆起梁林二人，感佩非常，“我仿佛被引进到学术殿堂的门厅中来。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