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悲观论是一种学术层面的观点，它确实在学术层面指出了北京这类巨型城市未来的问题和挑战所在，却未能意识到抽象的学术观点和现实性、社会化极强的城市交通之间的联系并非公众关注的重点，而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跟公众行为具有极强的关联。

城市规划大变革论在实践中可能存有指导性不强的问题。因其披着专业外衣，对不少知识型人士有明显的吸引力，大家似乎很快被这种简洁而专业的观点所安抚。殊不知，城市规划固然囊括了城市交通的关键议题，但无法提供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实际途径。

社会体制转型论相对城市化悲观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现实世界中夸大乃至妖魔化城市交通问题，持此论者期待以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一统江湖”。这种论点如若把握不好，在实践中易于造成系统性问题，明显行政化乃至政治化的城市交通解读显然会使公众损失更大，这种损失甚至显著超出交通范畴。

不难发现，前三类观点都有明显的集权体制特征，集权体制的优势是以很小的投入取得很大的后效，而弱点就是在操作上往往过度依赖日理万机的集权力量的选择，一旦操作成功，其后效又很容易偏离初始目标，并担有将局面演化得面目全非的风险。

经济学家认为，最好通过公众理性博弈来决定城市交通的合理归宿，这种观点虽然看似没有像前三者那样为大家找出了“替罪羊”，又没有提出一种具有煽动力的“解决之道”，但在揭示城市交通问题本质方面所起的作用依然有模糊性。确实，城市交通问题本身带着强烈的公众经济学色彩，但这种经济学家型主张，目前跟我们城市的公共管理体系的契合度还不高，转型阻力其实相当大。

公民教育主张和科技派主张都偏重提出非利益冲突性的城市交通解决办法，而不是帮助公众认识理解城市交通及其问题。这类非利益冲突性主张通常强调系统作用甚于强调单体效果，并以操作复杂细腻、效果分散和缓为特征，恐怕在当下易流于形式。

综上所述，从表面上看，这些观点各自有自身的倾向性和局限性，对于系统性地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都存在不同的局限，但我以为，与其说这些观点有问题，倒不如说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有问题。本文希望揭示一个基本事实，交通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系统问题的一个侧面，如果割裂它的社会系统属性而就交通论交通，则难以得出反映真相的认知和实际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