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焦点不可避免地回到村镇居住的规划管理上。

尹稚认为，村镇规划绝不是城市规划的缩小版，除掉大城市已经无人务农的郊区，真正意义上的产粮产菜的农村，要与农村基层村民自治的大环境结合起来，村镇建设应该遵循“自下而上，量力而为”的原则。

他说：“大城市规划师下乡，用城市规划的思路对付乡村建设，只能是越搞越乱。国内现在有一类规划师，在城里叫做社区规划师，在乡村可以直接叫做乡村规划师，是能够真正扎根基层，能够与服务对象建立长期稳定的朋友关系，能够切身体会他们的真实想法，帮助他们量力而为地做些事情。”

发展村镇规划可谓村镇安全的根本保障。用王祖毅的话说，“应对自然灾害，救援保障很好，救灾花的钱已经不少了，相应地如果增加防灾避灾的投入，效果会更好”。

求解生态脆弱地区减灾之道

要根本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地质灾害威胁，尹稚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大规模移民”，要主动采取措施把这种高危地区同时又是生态敏感地区的人口数量降下来。让老百姓能够进入其他地区生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尹稚认为，国内城乡建设事业要正确面对两个“致命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高度城市化地区环境灾害频发，各种环境事件不断，其主因是环境型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造成的。这个问题通过投资能够缓解并且能够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因素引发的灾害频发，其核心问题是人口超载。这个地区本来就有人住，自古就有人住，但容量很小，现在发展到原有安全容量的10倍甚至百倍，怎能不出问题？”

“这不是就地发展工程设施能够解决得了的。”尹稚表示，“实践证明，这种情况下就地发展工程设施往往得不偿失，反作用更大。尽管工程上可以做得到，但费用承担不起，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

日本是国际上避灾治理做得比较好的，但其单位面积上的治理投入，无论是针对滑坡还是其他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是我们的10到20倍。这是我们目前无法承受的。而且，国内灾害多发地区相对而言也是人口较少的地区，治理费用的投入与获益人群的数量不成比例。“相对而言，移民安置更为经济有效。”尹稚说。

尹稚还提出，在汶川的震后重建中，一项称为“软性移民”的对口援助措施值得关注。按照该措施的安排，连续三五年之内的汶川初中毕业生都可以进入广东中专中技学习，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进入广东去读大专。广东方面承诺，在广东读完了劳动技能培训课程后，保证安排他们的就业。

尹稚从基层了解到的情况是，这种方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欢迎。他认为，这些汶川的学生“一旦就业，用个三五年有一定积累，就可以带动家人和亲朋好友逐渐迁出去，移民就这样实现了”。

“西部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把教育做好，通过教育带动就业，通过就业实现移民。”尹稚认为，主导西部村镇规划的思路，应该转移到这样一种城镇化思路上来：避免农村就地固化，鼓励农村劳动力通过教育向城市转移。

“知易行难。”王祖毅认为，整体迁徙可能有一定困难，但适当地集中，如果能很好地结合城市发展，结合就业岗位的安排，还能考虑到避免自然灾害，从长远来看是很有意义的。他提出要结合城市的发展，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逐渐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