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下迁的。将是住在水源地附近的居民，还有核心景区，如三宝树、庐山植物园附近的居民”，崔小毅说。

此外，庐山的居民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城镇，房产利益的重新分配是最敏感的议题。

九江市发改委批复显示，庐山新城位于九江城区庐山大道中段，南临芳兰湖。总规划用地1700亩，用地性质包括安置房和部分廉租房。这两种用地性质又增加了分配复杂性。

“根据时间表，今年10月份，第一期1102套房子要交付使用，然后是旅游服务中心和新城小学，完成以后，到明年进入实质性房子分配阶段。”崔小毅介绍。

新城很大一部分职工是要交一部分钱的，只收成本价。细节尚待明朗。“比如说，房子分多大，多少钱一平，按工龄算还是按级别算，还是按人口算。”

为了推广庐山新城，2009年2月，庐山管理局制作了一个比例为1：260的新城的沙盘模型。当时，郑翔指着沙盘模型说：“整个庐山新城就是一座花园，住在这里就像是住在庐山一样”。

失去牯岭人的庐山

这不是这座千古名山第一次经历剧烈的转型。

庐山曾是陶渊明、李白等古代山水诗人的乐园，但让庐山进入近代的是英国人李德立。

1886年，这位时年23岁的传教士爬上庐山，买地，修路，建起第一栋别墅。他成立公司，将规划好的土地分块出售，在南昌武汉卖地，做广告，手法同现在房地产开发商一样。他将凉爽的山顶小镇命名为“牯岭(COOLING)”

到1927年，庐山上已有别墅560栋，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居民几千人。随着东谷别墅的繁荣，租借地以西的地盘，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城镇，从事服务业。

1949年后，庐山外国人别墅收归国有，庐山开始第二次转型。庐山被规划为面向“全国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亚洲最大的疗养城”。党政军机关纷纷在庐山开办休养所、疗养院，中共中央几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牯岭镇居民成为这些招待所、疗养院的职工、警卫、厨师等。

“到80年代，《庐山恋》播放后，很多人自发上庐山旅游，山上一些效益较差的单位就开始为这些旅游的人提供食宿。”庐山的旅游大潮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被认为是庐山第三次转型。

“在晚清以来的历次转型中，庐山的城市化控制得不当，导致环境恶化。”庐山社会变迁的研究者、南昌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龚志强说。

尽管如此，龚志强反对将居民全部迁下山去。

“牯岭镇明末清初发展下来，是山区城市化的典型个案。这里牯岭镇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跟庐山居民聊天，跟与山脚下九江人聊天感觉都不一样”，龚志强说，牯岭镇给庐山带来社会文化生态的附加值，是黄山等名山无法提供游客的。

他担心，如果所有人迁下去，牯岭的文化传承就中断了。牯岭完全成为商业社会。这并不是旅游者希望看到的庐山。

崔小毅对此的解释是，“下迁也不是说山上全都没有人了，有的职工还是会住在山上，有些在山下住，在山上工作。”

不仅学者，对于搬家，牯岭镇居民也是五味杂陈。

九江学院本科生钟诚曾在牯岭镇街头调查居民们对下迁看法。问卷显示，被调查者最关注的问题是下迁后就业、收入、住房、安置后续工作、福利等。

镇上的居民大多从事旅游相关职业，比如在镇上开出租车、经营餐馆，开特产小卖部或超市。一些人担心搬下山以后，小生意做不了了，收入要减少。

官方也设想了解决之道：一是南北山园门换乘中心服务内容的增加，能提供数百个新增就业岗位。二是在新城内兴办洗涤产业。山上宾馆酒店的床餐纺织品送到山下清洗，山下菜类洗干净后净菜上山，既解决就业，又把污染物留在山下集中处理，还节省山上的用水量。

支持搬迁的居民，认为这可以善住房条件。因为地处景区，庐山一直没有改，没有产权，也不能新建房屋，许多庐山人几代人住在拥挤的公房里，条件艰苦。

清华大学教授金笠铭为庐山编制下迁战略，他撰文说，“风景区居民不掌握景区资源所有权，即使是当地居民数代耕种的土地也不属于居民所有。因此，景区居民是弱势群体，其权利最易受到侵犯，在处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问题时，往往从迁移当地居民入手，如何迁移却很少考虑居民的需求”。

对此，崔小毅表示，庐山管理局也作过居民调研，分成不同类别，不同住房情况，听取居民的诉求。方案公布时也会征求大家意见，召开听证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