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府则在经过“发展压倒保护”这一狂热阶段后，逐步回归到理性思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即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作出规定：“重点保护旧城，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停止大拆大建”；“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

对于旧城保护中的拆与不拆，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一篇相关调研文章中的观点或许更为中肯。文章认为，当前旧城保护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被动式的消极“保护”代替了动态式的积极保护，出现了愈旧愈保、愈保愈破的现象；存在等靠思想，忽视民生问题，致使旧城区胡同内建筑质量急剧恶化，居民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对此，必须坚持有机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理念，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更新，实事求是地看待文保区优劣并存的客观实际，坚持“精华必保、破败必治”的有机更新理念，把保护精华和更新落后真正落到实处。

疏散之后的隐忧： 社会资源再分配？

疏散旧城人口密度，减缓旧城压力是保护旧城的前提之一。在疏散旧城人口方面，目前旧城四区采取“结对子”的方式，在其他区县安排定向安置房源，鼓励人口外迁。目前相关区县已进行对接，东城对接顺义、西城对接昌平、原宣武对接丰台和大兴、原崇文对接朝阳。其中西城区的首个定向安置房源位于昌平回龙观。崇文区安置房源则位于朝阳定福庄。

但现实却并不如“结对子”这样简单而又理想。对于搬迁居民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搬迁后还能否享受到城里优质社会资源。

东城区轿子胡同68号，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青砖平房里住着贺大妈等6个人。

贺大妈说东城区拆迁安置房位于顺义，这让她很是犹豫，“四合院虽然条件不如楼房，但位于市中心，生活便利，孙子上学、儿子上班，自己看病都方便。”她担心一旦搬迁，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些便利了。

住在东城的市民顾先生也说，搬到顺义，房子虽然大了，但相应的物业费、取暖费也多了。住平房没有物业费，取暖费还可以报销2/3。另外，将来的交通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对此，北京市住建委表示，旧城居民如果自愿外迁，政府可给予安置房源或进行补偿。如果不愿意外迁，原先破旧的房屋也将得到修缮。同时，原城四区也将把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向人口疏解的输入区同步转移。对此，有居民建议，应先建好配套设施，让旧城居民心甘情愿外迁。

思考： 旧城保护何去何从？

价值观和文化导向很重要

事实上为保护胡同与四合院，二三十年来专家与政府花费了不少心思，效果却并不乐观。

“北京旧城保护的现状是‘每况愈下’，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继续恶化。虽然这一结论“不太好看”，但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遗产保护机构的共识。” 毛其智认为， 存在问题的首先是一些官员“发展”压倒一切的决策体制， “重利轻义”，重眼前、轻长远的价值观，GDP导向的官员考核机制，以及发展中的众多深层次矛盾。政府对城市建设环境的愿景是“现代化”，对历史遗产和传统城市环境的价值观也缺乏应有的文化教育和价值导向。

或许正如文古清所说的那样，如果保护后的胡同、四合院成为了镶着铝合金、塑钢门窗，充满现代商业气息的小卖铺，或者是海内外富豪大亨们大门紧闭的私家花园，又或者是有钱人们晚间的停车场，那保护的意义又何在呢？

或可借鉴国际经验

著名文保专家徐湖平认为，文物保护在国外不外乎几种模式，一种是“罗马模式”，保留古城，建设新城。一种是“古巴模式”，即国家帮助一些老建筑的持有者进行房屋修缮，然后将一楼开发出来，二楼由持有者继续居住。还有一种是日本的“明治村模式”。“明治村”是日本一座集中明治时代建筑艺术和文物的博物公园，自1965年开放以后，日本各地要拆除的明治时代建筑物中有价值的都移建或改造于此。村内有57座建筑物，包括县厅郡舍、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监狱、教会、住宅等。各建筑物中，不仅家具陈设如旧，还展出许多与建筑有关的资料和明治时代的历史资料，使其成为日本明治时代社会的缩影。

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交提案，建议借鉴国际上历史性城市保护的成功经验，在保护历史城区整体环境和文化遗存的前提下，完善市政基础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探索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居民参与的日常养护和整治方式。

而不管最终北京旧城保护采取哪一种模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种“维新”与“守旧”碰撞下的隐痛，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