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2008年初启动的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工程，计划动迁46万余人，拆除1200万平方米危旧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重庆市把这项为期3年的浩大“城市翻新”工程作为改善民生的社会工程，以多种方式让利于民，重点惠及困难群众，在利益的梯度转移中缩小阶层差距，努力让群众的生存境况与城市发展同步。

同时，重庆市以大规模危旧房改造为契机，优化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在“减量、增绿、留白、整容”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发展要素；把传承历史文脉作为推动城市价值升级的重要内容，寻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经济、生态和人文的和谐统一，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以危旧房改造促进社会和谐

直辖以来，重庆主城区已完成近千万平方米危旧房改造，但目前仍有13万多户居民住在鼠蚁横行的棚户区。由于居住于此的60%以上居民属困难群体，没有条件改造房屋，更没有能力购买新房，很多家庭几代同室，过着简陋而艰辛的生活。

在重庆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在经济建设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在城市发展中如何惠及普通民众，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市内有的地方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能无动于衷，这事关对老百姓的感情；要把危旧房改造作为执政为民的实践，保证迁建房的面积比原来大，质量比原来好，户型设计要方便、适用，让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真正受益。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危旧房片区形成了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底层是数量庞大的下岗职工、困难居民等群体，当地社会治安，吸毒贩毒、抢劫偷盗等问题突出，处在社会“金字塔”中上层的人员不断外流，加剧了社会生态的恶化。这些区域发展停滞，各种矛盾交织，积累了大量不稳定隐患。

通过危旧房改造实现扶贫济困，便成了重庆主城区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之举。薄熙来明确要求，把危旧房改造是否给困难群众带来更大的福利，作为对主城各区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

主城区危旧房拆迁成本高，仅靠市场这只手很难推动改造工程。重庆市长王鸿举认为，危旧房片区的群众“自我改变命运”的能力较弱，政府应通过社会统筹和二次分配，通盘考虑，建立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免导致社会失衡，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因此，在拆迁过程中要尽量让利于民，增强中低收入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

让原住民户均建筑面积增加一半以上

在拆迁补偿政策上，重庆市创造性地实行了“梯度转移”利益补偿机制，即让那些真正生活困难的低收入者得到更多实惠。

重庆市规定：对人口在2人及以下、住房建筑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家庭，按30平方米给予等值货币或实物补偿安置；对人口在3人及以上、住房建筑面积不足45平方米的家庭，按45平方米给予等值货币或实物补偿安置。除保障补偿面积外，重庆市还在搬迁补助费、公摊面积计算、安置房价格等方面对困难群众予以倾斜。

据统计，此次危旧房改造中，住房特别困难的家庭增加建筑面积近1倍，比较困难的家庭增加建筑面积约50%，一般家庭增加约15%。总体上，原住民户均增加建筑面积约21平方米，增长幅度达55%。

渝中区化龙桥危旧房片区原住民、低保户蔡克辛说，他一家3口人，原来住在解放前建的16平方米老公房。此次拆迁，政府按45平方米补偿现金，加上其他优惠，他共获补偿18万多元。他用这笔钱在市中心七星岗买了一套三十几平方米的二手房，加上装修费，最后还剩余1万多元。

在实现利益“梯度转移”的同时，重庆市明确要求提供实物和货币两种方式供被拆迁群众选择，而且无论实物还是货币的补偿标准都比以往规定标准提高，充分照顾到不同阶层的具体困难和权利，使“钉子户”大大减少。

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决定成败。52岁的张大妈曾是一位拆迁“闹事骨干”。工作人员主动关心她的生活和女儿上学的情况，讲政策，算经济账。经过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张大妈感受到政府的诚意，不但同意选房搬迁，还主动宣传拆迁安置政策，动员了不少群众主动选房搬迁。对于那些原来租住公房、领取补偿金后仍因大病等原因买不起房的特困户，政府将保证他们住进条件较好的廉租房。

单纯的拆迁只能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要实现弱势群体生活水平质的跨越，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就需要在危旧房改造中构建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重庆市、区两级政府组织民政、劳动、教育、卫生、街道等职能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构建起包括就业、入学、医疗、低保等多方面的综合保障体系。拆迁户安置地之一江北区石马河，投资1.3亿元扩建了当地两所中小学，使之成为江北区硬件设施最好的学校；将全国排名第二的观音桥农贸市场整体迁入，其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当地构建起一个市场群体。生活的质变让拆迁户看到了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