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一则关于“上海垃圾处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用堆肥发酵工艺处理餐厨垃圾的上海市青浦区一座垃圾处理厂。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监管下，该厂已采取减量处理的整改措施，目前日处理垃圾由2012年的700吨减少到459吨，同时还落实了600多万元资金进行整改。

一个个为解决百姓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

观点：采用焚烧技术是理性选择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垃圾填埋比例偏高，焚烧比例较低。填埋为主，意味着要不断占用土地资源。一些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已没有土地可供填埋，采用焚烧技术是当前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理性选择。

垃圾焚烧处理方式已经在国外发展了100多年，技术成熟。我国从1988年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经过20多年的消化和科技攻关，已经基本掌握国外主流的焚烧技术，主要装备实现了国产化。从目前已经建设运行的设施来看，去年检查的54座炉排炉型焚烧厂全部通过了无害化评定，其中评定为A级以上的占93%，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要占全国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东部地区要达到48%以上。今后，焚烧处理将在我国垃圾处理系统中占重要地位。

针对公众抵制垃圾焚烧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排放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二噁英是可知、可防、可控的，其主要来源不是生活垃圾焚烧，在焚烧炉内充分燃烧是减少生成的根本，同时通过布袋过滤、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措施，可有效减少二噁英的排放。而规范的焚烧设施建设运行，实际上可大大削减二噁英排放。目前已经有了较健全的建设、运行、维护、评价标准，国内外的排放标准都是安全的。

出路：破解困局还需多方协调努力

打破行政壁垒，实施利益补偿。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强调，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是“邻避问题”，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为此，广州目前正在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来缓和这方面的冲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生活联系愈发密切，处理垃圾焚烧不能各自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区、跨市的统筹布局。

充分吸纳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指出，项目上马与否，一开始就要听居民的意见，就要主动释放信息，进一步构建公众参与的渠道，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欢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参与讨论，防止居民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放大与蔓延。

制订科学标准，规范焚烧乱象。对于政府与居民围绕垃圾焚烧的诸多争议焦点，在缺乏规范标准的状况下，各地垃圾焚烧处理难免出现乱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国家尽快确定垃圾处理的行业准则、安全距离、运营监管等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

树立社会责任，采取理性态度。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认为，垃圾处理设施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设施，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由全体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其顺利解决更有赖于公民树立社会责任和理性态度。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