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郑丙辉等人也指出，除了常规的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指标超标外，中国不少城市饮用水源中还检出不少有机污染物。“许多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发性，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潜在危害。”

2005年，前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56个城市的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表明，中国的饮用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种属于国内或国外优先控制的污染物。

“与常规污染物相比，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的监测周期更长，成本更高，很难做到在线监测，只能抽检，因此对水源地而言，安全隐患更大。”陈振楼说。

在多重污染和缺水夹击下，许多历史上滋养了数十、数百代人的城市水源地纷纷被抛弃：西安抛弃了重度污染的渭河，转向李家河水库；合肥抛弃了劣五类水的巢湖，转向大房郢水库……

千城找水

高昂的水污染治理成本，使得一些城市在抛弃了原有水源地的同时，也在寻觅下一个干净的水源地。

寻找一个合格的水源地绝非易事。即使如上海这样坐拥长江、黄浦江两条大河的城市，找到青草沙，并进行层层论证，最后开工建成运行，也跨越了20多年。

青草沙水库建成前，上海的饮用水源地早已历经变迁，由最初的苏州河，到黄浦江中下游段，到黄浦江上游临江段，再到太湖。

不断变更水源地的背后，是一整段惨痛的水源地污染史。沿岸的造纸和纺织厂首先污染了苏州河；接着黄浦江水质也逐渐恶化；最后，上海的饮用水源头——上游的太湖水质也开始出现富营养化。

出于逼仄的现实，上海新一轮寻水之旅才得以紧急启动。

而此时，合适的水源地已为数不多。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表示，内河水质太差，长江来水偏少，东海咸潮频发，四面环水的上海实际可供选择的水源地少得可怜。

对上海而言，青草沙水库的建成运行，仅仅是暂时吃下一颗“定心丸”。陈振楼告诉记者，青草沙的水量虽可以保证，但水质却不稳定。

“和其他水库一样，青草沙也可能会面临一样的污染问题，稳定水质取决于长江上游。现在水量大，可以稀释，所以基本还算二类水；遇到枯水期，水质可能就要差一些。”

陈振楼认为，即使水源地所在的城市将保护工作做到极致，但上游的污染，依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

郑丙辉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查表明，全国31个省市只有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存在上游来水超标的问题。其余地区上游来水水质不达标现象都极为严重，成为饮用水源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200多个水源地，其中已经划分保护区的水源地占水源地总量的近七成，尚有三成水源地没有纳入保护区体系内。

反观国土面积比我国小得多的德国，迄今为止已建立近20000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010年，中国第一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出台。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城市对于水源地保护依然处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状态。

陈振楼等学者表示，目前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尚处于狭义的保护层面，保护措施和效果比较容易达到，但更具有挑战的是如何对水源地所处区域和流域进行全面保护。

“毕竟，水源地大多依赖河流、湖泊、水库等，单个城市哪怕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也远远不够，”陈振楼说，“现在都是自家做好保护措施，都希望上游城市做得好一点、自觉一点。”

依赖长江水的沿江城市目前尚未建立起针对流域的保护措施。下游城市花费大量财力保护水源地；但上游城市却汹涌排污。如此年复一年，治理总也赶不上恶化。

记者从全国人大环资委了解到，目前环保部正在起草相关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以改变各个城市“各自为政”的水源地管理格局，建立起跨界、跨流域的饮用水源地保护体系及联网预警系统。

不过，环保部内部人士也表示，该条例短期之内很难出台：“按照国家立法规定，地方立法要严于国家立法，因此现在各地博弈得非常厉害。毕竟，国家层面的条例出台后，各地原本的水源地保护条例可能要面临重新修改的局面。否则，根本没有出台意义。”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建立统一的、国家层面的保护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环保部污染防治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地方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使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水源一旦保护好了，饮用水安全问题就简单得多。”刘文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