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中转站就至少得有超过８００吨的生活垃圾要运送。”该工作人员介绍，这样的中转站在昌平也就为数不多的几个，还有好多都是街道、乡镇级的小垃圾场和运输车，每天往返阿苏卫的垃圾运输车不计其数，现在阿苏卫填埋垃圾的高度已经超过２０多米高了。

而随后前来中转站倾倒垃圾的运输车也让记者见识了运回来的“分类垃圾”是如何运输和储存的，收回的满满一车厢的垃圾汇集厨余垃圾及其他各种生活垃圾，丝毫见不到“分类”的成效。

在听闻记者讲述连日来的走访发现之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丽对本报记者直言，垃圾分类的确有一定效果，但是整体效果有待提升，如果前端垃圾实现了分类，但在收集运输和处理方面都没有分类的话，那前期的分类也就没有了意义。

关键在源头 重点在技术

无论是受访的专家学者、还是相关职能部门，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从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开始的全过程管理才是破解垃圾难题的关键所在，而围绕处理技术的讨论则是为北京选出一条适用其客观现实的技术路线的重点所在。

这一点在李丽和聂永丰那里都得到了印证，李丽所强调的“加强生活垃圾中有用物质的再利用，从产生的源头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的观点恰与聂永丰坚持“做好源头分类、减量，进而加强后续的减量化处理”不谋而合。

“强化了前期的物资回收利用，然后再对最为棘手的厨余及混合垃圾进行源头分类、运输分类及处理分类，才是一套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李丽认为，无论哪种处理技术都各有利弊，单就北京市而言，焚烧绝对是很好地解决如此大体量垃圾难题的良方。

据了解，当前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技术主要包括卫生填埋、生化处理、焚烧三种，其中填埋成本最低，且操作简单，但其对土地的占用、产生的渗滤液对土壤水质及臭气的影响较大，尽管北京仍较多采取此种方式，但已不适用北京这样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密集的城市选择。

生化处理主要采取堆肥方式，即充分利用垃圾中的有机物进行发酵堆肥，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对记者介绍，当前由此种方法产生的成品称之为“营养土”，比普通土壤有着更高的营养价值，有利于农业生产，现基本上是免费赠予农民使用，甚至不惜倒贴运输费用，旨在推动生化处理能力的提升。

而围绕焚烧的讨论则是最为激烈的，之前引起强烈反响的北京海淀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群体事件，谁之过？记者采访的多位支持焚烧处理的业内专家和政府官员，均从技术角度阐述了其环境可靠性，也列举了各种实例，但因为项目和当前技术的限制，却无法提出能让反对者信任的监管措施，而此前填埋场的实际情况又严重地打击了周边居民对项目的信心。

李丽认为，这反映出了公众对于垃圾处理的参与程度是不够的，比如焚烧设施的建设反对声音都来自设施周围居民，实际上这个事情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而聂永丰认为，公众对于垃圾处理的态度很明确，第一不要让我拿钱，第二就是不要在我周围处理；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最好都要远离我们。

“实际上垃圾处理涉及每一公众，都有责任。”聂永丰强调，“垃圾不处理”与“垃圾围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众的声音是“既不要垃圾围城，也不要建设垃圾处理场”，什么话都说了。

“全民对垃圾处理的大讨论要趋于理性和全局性，杜绝‘盲人摸象’。”聂永丰用这样的比喻道出了当前舆论试图抓住一点两点去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的现象，在他看来，垃圾处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将问题简单化，简单化只是规避了处理问题症结的关键。

于是焦点再次转向了建设以达标焚烧技术为主的减量化垃圾处理设施上，“这是破解当前大体量垃圾围城的最有效的后端处理手段。”聂永丰指出。

李丽也对记者阐述了焚烧技术的安全性，她表示，现在我国现有大型的生活垃圾焚烧系统通过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二恶英、布袋除尘等组合工艺都可以达到很高的净化效率，排放达标都是没有问题的。

“提倡建立一个集建设部门、环保部门于一身的有效联系机制，对全垃圾处理过程进行管理监督，会对破题垃圾围城带来制度监管上的保证。”李丽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