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在今年10月“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华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中：坐在薄熙来旁的他侃侃而谈，对面的胡锦涛总书记不时低头记录。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潘家华向大家讲解有关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问题。

10个月后，埋在资料堆中的潘家华不停地接着各种电话，几乎都与“碳”有关。这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顶级专家最终不得不关机，才使采访进行下去。

不少电话冲着坎昆而来。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舌战群儒不同，潘家华因时间关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但在今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并主持了“碳预算方案与碳公平”边会。国际普遍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2010年的谈判作出安排，导致气候谈判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天津谈判为坎昆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发展中国家发言

作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53岁的潘家华长期从事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的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碳预算”方案。外交部曾做过一个统计，大会期间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名字便是潘家华。

根据该方案，1900～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但多数提出者为发达国家学者，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未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根本利益。

其实，潘家华在国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他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任职，当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权中的基本需求属于人权，不可转让。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州长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曾点名要见潘家华，请其介绍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情况。

作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和数次谈判的中方成员，潘家华在国际上奔走疾呼，介绍解决方案，解释中国政策立场。中国社科院规定，所长一年中出国时间不能超过30天，但潘家华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

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四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鼓掌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