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自2008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在开发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迄今已投入两万亿元，并制定了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至15%的目标。

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也认为，这样的成绩单有助于中国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对这样的成绩单，何建坤却表示，我们自己必须看到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虽然20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5%，但由于同期GDP增长6.6倍，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其实增长了3倍。再有，近年来，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抵消或减缓了GDP能耗强度的下降趋势。

另外，虽然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2006年~2009年增长50%，但由于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能源还只能是配角，煤炭等化石能源仍会继续增长，相应地也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何建坤解释说，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有的国家提出的关于峰值的问题，因为，相对那些排放已经很少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正在起步，排放峰值还不能在近期出现。所以，如果在谈判中，多数国家同意2020年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年，或者说，在2011年南非德班的气候大会上，要把讨论峰值作为谈判的关键问题时，中国该怎么办？

除了国际的压力外，减排也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何建坤说，“十一五”，以及未来的“十二五”，我国污染物的减排都将集中在二氧化硫的控制上。而现阶段，二氧化硫的消减主要来自对化石能源的控制，所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是国内控制大气污染的内在需要。

减排从哪里入手

按照专家的测算，如果2010年~2020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那么2020年，全国的能源需求量就将达50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100亿吨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已在2009年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相应能源强度下降40%。这就意味着，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速的同时，还将背负起二氧化碳和化石能源需求减量的重担。

在何建坤看来，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将是中国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可减排从哪里入手？

何建坤说，目前，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2/3在建筑交通等消费领域，所以他们的减排对策主要是降低消费排放。而我国，70%排放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出口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1/4以上，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调控和引导发展排放、控制和减少转移排放则是我国现阶段的关键对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何建坤也勾画了一幅低碳经济的路线图，首先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其次是发展低能耗的新兴产业；再有，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科学家测算，能源结构的优化对实现2020年GDP碳强度下降40%~50%目标贡献率可达20%左右。

虽然，在我国，碳排放的主体是工农业生产领域，但在专家们看来，公众有效参与和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变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是对低碳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公众可以通过选择低碳消费，迫使企业进行低碳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