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气候问题自然不可避免，但是征收碳税短期内对于全国经济是否会产生影响？对于国内企业将意味着什么？

姜：我们制定碳税之初，并不想对中国的民营企业产生太直接的影响，而是希望通过一种长期的手段进行调整，使这部分企业能够更具竞争性。所以我们也在建议国家财政部尽早公布碳税的具体措施。给企业足够的时间，或者将企业改造的更加节能，或者改变投资方向。

按照目前计划的10-20元税率，现在很难说有多少企业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更不会出现转型倒闭等现象，只能说一部分耗能较高的企业的增加值会明显下降。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这个税率可能会使年增长率下降2%-3%。

记者：既然还是有影响，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实施碳税？或者说除了气候问题，您认为我国实施碳税还有何必要性？

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出于我们国家节能减排的需求。回顾“十一五”期间，我们做节能减排做的很累。这一期间内，我们节能减排大部分还是以行政的手段来实现，下达减排指标，由地区或者行业来分解。

前一段时间的经验证明，靠行政手段和国家政令来调整经济结构效果比较有限。但是税收能够非常好地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向合理化。

另一方面，从淘汰落后产能的角度看，碳税会导致价格上升，价格的上升会致使消费量的减少，在产能过剩、需求下降的情况下，碳税增加的生产成本可以避免一部分企业盲目扩大产能，也可以使那些产能落后的企业负担更重而被市场淘汰。

碳税直接影响的就是那些高耗能工业，必然引起高耗能的萎缩。过去我们曾经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高耗能问题，现在好了，税收是很好的政策信号，可以达到控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

记者：对于碳税，社会上普遍担心，认为新税种会增加民众的生活负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征收碳税不会导致明显的物价上涨或所谓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总体上来说，税收可以用于补贴民生和进行宏观调控，如果假定其他的变量条件不变，合理的税收和设立良好的税收体系可能会导致其他的物价下降。政府可以对民生领域给予补贴。

比如，农村要修路，这一成本如果由农村承担，可能会导致农产品(15.58,-0.42,-2.62%)的涨价，但是国家给予补贴以后，农村和农民的负担下降，农产品的价格就会降低。

碳税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能力

记者：在节能减排的方式上，业界曾经提出过两个方式，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碳税开始大范围宣传以后，有媒体就报道说中国放弃了碳排放权交易。您认为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在选择中是如何权衡的？

姜：这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并不是二选其一的关系。碳排放权交易必须给碳定价，而碳税就是一个碳定价模式。只有当碳税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企业才会权衡，是在市场上购买排放权还是选择交税。

排放权贸易的实施尚存在较为复杂的先决条件，比如信息的披露。必须做到绝大部分企业都有信息报告制度，通过科学测量并公开碳排放量。也正是因此，碳税在短期内比碳排放权交易更容易操作。

记者：普遍认为，节能减排将影响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节能减排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

姜：我们认为中国并不是被动跟随着发达国家实施低碳经济，而是低碳经济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它可以把中国经济提升到发达国家的范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