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该处建成的一座垃圾填埋厂已经使得当地居民不堪其臭。“最不臭的地方是厕所，因为没有开窗。”当地居民如此调侃。

六里屯的情况并非个案。北京科林皓华环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垃圾处理等环保项目建设，其董事长刘云飞告诉CBN，公司在全国建设或者开建了数十个项目，而最头疼的就是与当地居民打交道，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家门口成为“垃圾集散地”。

“项目建设都困难重重，还谈得上产业化？”刘云飞无奈地说。

北京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我市垃圾处理的工作方案》也指出，当前一个主要问题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实施难”。

“处理设施所在地普遍不愿接纳处理设施，住宅开发向垃圾处理设施靠近，周边群众普遍不愿接受垃圾处理项目，抵触情绪大，矛盾难协调，致使设施建设周期长，项目从立项到全部开工建设通常需要5~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方案》中说。

虽然现在地方政府对以BOT方式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很热心，并许诺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刘云飞仍对政策能否“连续”感到担忧。“这届的书记重视，下届换人了，如果企业已经投钱了，人家不认你那个项目怎么办？”

“另外，我接触过好多地方，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根本不需要产业化运作。环卫局和建设局下边自己找一些人，一画图就做了。”刘云飞说。

很多市民抱怨垃圾产生的恶臭，但却不愿意作举手之劳为垃圾处理做贡献。“垃圾处理产业化运营的第一步就是分类。但现在有多少市民在丢弃垃圾之前进行分类了呢？全民的垃圾处理意识还太差。”

在中国，因为生活垃圾没有严格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处理之难

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是垃圾发电、高温堆肥、卫生填埋三类。而这三类处理方式，都还较难实现产业化。

焚烧是处理垃圾最简单的方式，但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王如松告诉记者，对大气的影响表现在排放有毒有害的气体，特别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恶英。二恶英虽然在高于850摄氏度的情况下可以分解，但是在从烟道排放出去后又会迅速还原。要彻底解决二恶英问题需要相当高的技术手段。就目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来讲，还达不到这一要求。

北京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则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之处于不损害人体健康的范围内。

但现在看起来，加大焚烧在垃圾处理中的比例仍然是北京市今后垃圾处理工作的重要方向。陈永可能会有些无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选择焚烧方式，作为北京增加一种处理方式是必由之路。没有这条路，减量化、无害化是很难达到的。特别是资源化，更是很难达到。”

除了对污染问题的担心之外，垃圾焚烧发电投资巨大及发电成本高，也使许多投资者不敢问津。

“在不含征地费用的情况下，日处理1000吨的垃圾发电厂的投资在4亿～5亿元。”刘云飞说。

因为垃圾发电的成本比火力发电高，所以国家给予了政策，垃圾发电厂的电在正常的火电成本上加2毛5卖给电网。而电网不愿意收垃圾发出来的电，因为它的成本增加了2毛5，但却以和火电相同的价格卖给老百姓。垃圾发电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上网困难”。

堆肥和卫生填埋的成本要比垃圾发电的成本低，大概是相当于发电的三分之一。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先天不足。

王如松告诉记者，堆肥的问题是重金属污染物无法解决，最后导致肥料不能进入食物链，只能在林地里使用。但由于成本过高，植被绿化工人不愿意买。

而填埋的问题之一是需要大量的土地，目前各地都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这样做。另外，卫生填埋场对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相关资料表明，北京市每年因填埋垃圾而需要占地约500亩。而目前可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土地日益减少，新建项目选址难度加大，规划储备用地满足不了建设需要。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说，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离不开成本因素，一些人总是对所谓生活垃圾处理新技术、新工艺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无论是何种新技术、新工艺，成本过高都难以得到应用。例如，生活垃圾中约有60%是厨余类有机垃圾，因此通过分选，将这部分有机物经过分选进行堆肥处理，也就是德国所谓的机械生物处理。但由于成本高、堆肥质量难以保证，实际产出物往往还是垃圾。